权力腐败对政治安全治理的双重意义与可能影响

摘要：在社会病理学视阈中，权力**是一种“生理疾病”，是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的病态症候。辩证地看，虽然权力**是一种病态症候，但是它对于政治安全治理既具有警示意义也具有纠治意义。反对权力**是从否定意义上对既有的病理社会和政治的纠治，其结果必然会对中国未来政治安全和稳定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我们必须明确区分并合理界定权力**的警示意义与纠治意义及其限度，既积极预防权力**，又正视权力腐敗存在的客观现实，有针对性地开展反**工作。

关键词：社会病理学;政治安全治理;权力**;反**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网络虚拟社群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影响及政府协同治理研究”（14AZZ016）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xx）03-0049-07

一般而言，历史的发展必然会带来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相应地，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必然会导致人类社会呈现出新的病态。“随着历史时代的不断变迁，社会存在状态的参照标准也不断改变，各个社会状态出现职能紊乱或社会疾病的评价标准也是不断变化的。简而言之，要想确定社会发挥职能的必要条件，从而深入研究社会可能出现的组织失灵，就需要将问题限定在一个历史时代之中。”①就此意义而言，在我国，权力**严重应该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特定时期出现的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的病态表征。如果把社会和政治比作人的身体，那么权力**就可以看作是人的身体健康出现了问题，也就是俗称的“人生病了”。就此而言，权力**就不仅是一种“社会疾病”，而且也是一种“政治疾病”。如果从社会病理学的视阈来观察，我们可以发现，权力**的“病理症结”在于其既有政治体制机制方面的失控，也有经济体制机制方面的诱惑，更有突破法律法规的任性以及权力行使与社会监督的失衡。为此，本文拟从社会病理学的视角来探讨权力**对于政治安全治理的意义以及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

一、社会病理学视阈中权力**的病理症候

作为学术术语，“社会病理学”始用于1896年，最早出现在德裔俄国人、著名社会学者和政治家利林费尔德出版的《社会病理学》一书中，其英文表述为“social pathology”。在欧洲，自18世纪中期以后，各国相继进行了工业革命，然而伴随着工业革命繁荣与发展而产生的诸如失业、贫困、疾病以及劳资纠纷等社会问题，导致当时欧洲社会秩序混乱，犯罪率持续上升。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哲学家、思想家，例如孔德、西蒙、韦伯以及涂尔干等，开始思索这些社会问题的症结并寻找社会重建之路，由此就产生了一种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社会问题的理论——社会病理学。这是社会病理学在欧洲的起源，然而它却成型和发展于美国。

在美国，社会病理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大约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社会病理学的初创时期。在这一时期，学者们的研究还具有欧洲的特点，他们还没有完全把社会病理学当作认识和研究美国社会阻碍现象的理论框架，而仍然延续着把各种社会阻碍现象视为“社会问题”的欧洲研究特点。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中期社会病理学的确立与初步发展阶段。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相继出现了研究社会病理、社会问题的著述。从此，社会病理学被确立为社会学中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并逐步建立起自己学科的理论基础，其代表性理论是社会解体论（social dis-organization theory）。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末70年代初社会病理学的鼎盛与转向时期。在经历了一个“社会病理学”和“社会问题”两个概念混用的时期后，美国学者开始逐渐用社会问题概念取代社会病理学概念，这使得社会病理学研究开始发生转向，其研究范式也开始转向了社会问题的研究范式。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学者们逐渐不再使用社会病理学的概念。然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病理学却在日本得到了迅速传播和继续发展，并且至今未衰。

从社会病理学的视角来看，社会病理（social disease）是指社会作为一个健康的有机体发生了问题或者病变，譬如吸毒成瘾、酗酒成风、卖淫成性、赌博盛行、邪教流行、恶性犯罪、黑社会控制以及流浪、**、离婚等等。导致社会病理的原因主要包括政治和经济问题、区域环境问题、学校问题、家庭问题以及人的问题等等。一般来说，社会病理的内容可以是大众社会的病理、文化的病理、都市的病理、学校的病理以及家庭的病理等。② 由此，社会病理学就被定义为“对在社会有机体的进化过程中所发现的社会异常所做的归纳性研究”③，它是指用社会学的方法，如价值中立分析、结构功能主义分析等，对现代社会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性社会现象、病理性社会现象，从生活功能障碍和社会脱轨两个视角出发，从现状、原因和过程等几个方面进行科学探究的一个研究领域，甚至一门学科。由于学者们的研究立场和方法不同，社会病理学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诸多理论流派，主要有社会不适应论、社会参与论、社会失范论、社会异化论、社会紧张论、社会解体论、社会偏倚论、社会生活功能障碍论等。④ 而在现代性悖谬批判的意义上，社会病理学被霍耐特界定为社会哲学。霍耐特认为，从肯定意义上讲，社会病理学应该被理解为对成功的生活方式的反思，其“未来依赖于给我们的伦理判断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明的可能性，而这些伦理判断关系到一种善的和幸福的人类生活的必然要求”⑤;而从否定意义上讲，社会病理学主要是对社会病态的时代诊断，主要是揭示社会生活、个人心理与文化变化之间的关系，并阐发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的命运，进而在总体上把握整个人类文明。

由此，如果从社会病理学的相关理论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权力**几乎是一个无法破解的魔咒：“权力，不管它是宗教还是世俗的，都是一种堕落的、无耻的和**的力量。”也就是说，权力一定是要**的，“权力趋向**，绝对权力导致绝对**”。⑥ 这是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得出的有关权力**的普遍性结论。这一结论，也证明了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提出观点的真理性：“把权威赋予人等于引狼入室，因为欲望具有兽性，纵然最优秀者，一旦大权在握，总倾向于被欲望的激情所腐蚀。”⑦ 就此而论，在社会病理学视阈中，权力**就是一种疾病，它既是一种“政治疾病”也是一种“社会疾病”。在我国，权力**是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政治和社会病态表征，它既是政治层面上体制机制转型的“畸形儿”，也是经济层面上权力与金钱婚配的“怪胎”，更是法律层面上权力滥用和权力失控的“蛇蝎”以及社会层面上公民权利被肆意侵犯的“毒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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