拂去历史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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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故宫珍藏的三方民国玺印多年来一直笼罩着神秘的面纱。这些代表至高权力的玺印，它们的主人是谁?它们使用和流传的情况如何?在它们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从那个年代一直延续到今天……

沈阳故宫珍藏有民国时期的三方白玉玺印：“白玉嘉禾钮中华民国之玺”“白玉嘉禾钮大总统印”和“白玉虎钮陆海军大元帅之印”。这三方玺印为同时期制造，另外附有银质烧蓝钥匙牌、盛牌皮套等文物。1996年，经辽宁省文物鉴定委员会成员确认，三方玺印被定为馆藏国家级一级藏品，成为沈阳故宫最重要的馆藏之一(见《收藏》20xx年第11期《沈阳故宫收藏的民国政府玺印》)。

多年以来，社会各界对沈阳故宫珍藏的这三方玺印鲜有人知，究其原因，是始终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故宫专业人员，即三方玺印一直身世不明：它们到底属于哪一届民国政府和总统，使用于哪一个时期?这些问题不解决，就无法进行公开展览。

20xx年1月上旬，笔者因公前往武汉，在考察该市几家博物馆时，于辛亥革命博物馆意外发现了这三方玺印之一的“大总统印”印模。它被钤盖于三张不同时间的总统任命状上，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把开启谜底的钥匙…-·玺印归属

在湖北省辛亥革命博物馆展厅中，陈列着一组民国早期“魏宸组任命状”原件(图1)。该展品一组共四份，内容是任命著名外交官魏宸组出任中华民国驻荷兰、比利时、德国等多国公使的任命状。

按照任命状上的落款时间，四份文件的排序分别为：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11月22日，任命魏宸组出任“驻和(荷兰)国公使”；民国8年1月5日，任命魏宸组出任“驻比利时国特命全权公使”；民国9年11月20日，任命魏宸组出任“国际联合会全权代表”；民国10年7月24日，任命魏宸组出任“驻德意志国特命全权公使”。

在这四份珍贵的民国政府文件上，除了以楷书写明委任者、任命人、相关主管官员以及具体官职、时间等项，另外引人注目的是文件上均钤盖了民国政府最高执政长官的玺印，即“大总统印”。据任命状授权者的署名来看，第一份文件签名者为袁世凯，其上所钤“大总统印”即为袁世凯专用；而另外三份任命状授权者的签名均为徐世昌，文件之上所钤“大总统印”即为徐世昌专用。

从四份文件上钤盖的“大总统印”印模来看，袁世凯使用的玺印(图2)与沈阳故宫藏印差异较大，而徐世昌在三份文件上钤盖的“大总统印”，则与沈阳故宫藏印非常相似。

为了进一步核实玺印的真实性及其归属者，笔者在辛亥革命博物馆的展柜旁作了认真拍摄和等距测量(图3)。返回沈阳后，立即对院藏“大总统印”旧存印模(图4)进行仔细比对。经过研究发现，辛亥革命博物馆藏袁世凯“大总统印”的确在印面大小、篆书结构、字体粗细上与沈阳故宫所藏“大总统印”存在明显差距，而徐世昌“大总统印”则与沈阳故宫所藏“大总统印”的印文完全一致。只是沈阳故宫所藏“大总统印”印面旧有磕损，印模上的文字部分已有残缺，无法像任命状文件上的印文那么完整。

通过印模分析和后期图像、实物对比研究，沈阳故宫所**国政府“大总统印”可初步确认是徐世昌在任时使用。由于“中华民国之玺”“陆海军大元帅之印”两印与“大总统印”为同期收藏，其制作工艺、材质、相关附件等也完全一致，所以，这三方民国政府玺印的归属者及使用时期，亦即得到了初步认定。用印时间考订

徐世昌(图5)，生于清咸丰五年(1855年)，字卜五，号菊人，又号弢斋、东海、涛斋、水竹村人。远祖为浙江省鄞县人，后迁天津，曾祖父、祖父曾在河南为官。徐世昌出生于河南卫辉府府城曹营街寓所(今河南省卫辉市)，故史籍记其为天津人或河南卫辉县人。

徐世昌的一生，与袁世凯有极大的关联。1879年，徐世昌与袁世凯结盟兄弟，得袁资助北上应试，先中举人，后中进士，被清廷授予翰林院编修。1897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徐世昌成为袁的重要谋士，此后累获擢升。1907年，东北改设行省，他被任命为东三省总督，曾多有举措，力图巩固清政府在东北地区的统治。1911年5月，清廷设皇族内阁，徐世昌出任协理大臣。辛亥革命爆发，他力主起用袁世凯镇压革命。同年11月，袁世凯组织责任内阁，徐世昌改任军咨大臣、加太保衔。

1912年3月，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徐世昌力辞太保，观望时局变化。1914年5月，袁世凯任命徐世昌为国务卿。次年，袁公开推行帝制，徐世昌以局势难卜求去，退居河南卫辉县水竹村。1916年3月，袁在全国压力下被迫取消帝制，恢复民国年号，起用徐世昌为国务卿。此后，民国政局陷于动荡。

1918年10月，徐世昌经皖系操纵的安福国会支持，当选为民国政府正式总统。他标榜“偃武修文”，下令对南方停战。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徐世昌被迫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职务，以缓和全国舆论的反对。为了阻止新文化运动的高涨，他极力鼓吹“尊孔读经”。

在北洋军阀各派系斗争中，徐世昌惯以元老身份居间调和，因势操纵，但最后还是被军阀逼迫下台。1922年6月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府，曹锟、吴佩孚逼其去职，徐世昌被迫下野，回到天津寓居。晚年，他拒绝参加日军组建的华北傀儡政府，一心专注文史，借助僚友、门客编撰书籍20余种。1939年6月6日，徐世昌病逝于天津，享年85岁。

从以上徐世昌的身世可知，他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时间为19侣年10月，直至1922年6月后交出总统职权，其在位时间约为4年。而我们在辛亥革命博物馆所看到的三份任命状上所标示的时间，恰好在1919年1月至1921年7月，既证明了三份文件的真实性，同时也为我们确认了使用玺印的时间。

按照徐世昌就职和卸任的时间推断，他在近4年的总统任期内，很有可能自始至终都使用这同一方玺印。那么，沈阳故宫珍藏的“大总统印”以及“中华民国之玺”“陆海军大元帅之印”三方民国政府玺印，其正式使用的时间即在1918年10月至1922年6月之间。

玺印的流传使用

文章写到此，本来可以收笔了，但是峰回路转，因《收藏》杂志社编辑、读者的热心帮助，又使民国政府三方玺印的研究有了以下的一段内容。

20xx年11月末，《收藏》杂志社的编辑李挺先生与我联系，告诉我《沈阳故宫**国政府玺印》一文刊出后，有宁夏**自治区的读者胡源先生致电编辑部，并将自己所藏两幅绘画拍成照片寄到编辑部，而那两幅绘画上(图6)，均钤盖着“陆海军大元帅之印”，其印文与杂志上发表的沈阳故宫所藏“陆海军大元帅之印”印文、形制完全相同。

接到编辑部转来的两幅绘

画图片后，我找出沈阳故宫现藏的“陆海军大元帅之印”印模(图8)，与两张绘画上部的印文进行比对。经过研究分析，也确认画上的钤印为真迹。

从现有资料来看，这两幅作品应创作于晚清或民国初期。两幅画上均未题写款识，分别绘有两个人物，全画为工笔重彩。根据两人的面相、衣着及所执器械来分析，应为关羽和岳飞。画面构图及装裱非常类似于古代常见的门神，绘画的目的，既有可能出于对这两位历史人物的景仰，也有可能参照门神而绘制，挂在家中起到镇宅祛邪的功能。

由于两幅画作均未署款，仅在画面上部诗塘中央钤盖了一方“陆海军大元帅之印”(图7)朱文玺印，按照传统的书画钤印形式，应该有如下几种可能：其一，作者在完成绘画作品后，因为某种原因，其本人并未署款，只是在诗塘上钤盖了印章；其二，作者虽然参与绘画，但动笔较少，多数是由其学生、家人等完成，属于代笔之作，故未能署款，仅钤盖了印章；其三，绘画属于别人的作品，收藏者因为喜欢这两件作品，故在其上钤盖了自己的印章；其四，绘画完全是别人的作品，印章的主人也并不知晓，而是由其家人或是后续收藏者加盖的。

根据胡源先生介绍，这两幅作品购自宁夏中卫甘塘镇某村马姓家族。但藏品最早出处与传承过程均不可知。那么，“陆海军大元帅之印”如何能够钤盖到这两件绘画作品上呢?

1922年6月，徐世昌由于是被直系军阀逼迫下野，他在离开北洋政府之际，极有可能心怀屈辱和愤懑，故而随身带走了“中华民国之玺”“大总统印”“陆海军大元帅之印”这三方最重要的政府关防。此后，徐世昌退出政坛深居天津，不再参与政事，转而热心于文史编撰、书画收藏和创作。在此期间，三方民国政府玺印既可能被束之高阁，也可能成为其把玩回忆的旧物，而在他进行书画创作或是欣赏自己收藏的书画作品时，也极有可能将“陆海军大元帅之印”钤盖在书画之上，聊以抒发自己的闲情逸致和对时势变迁的自嘲。

历史的真相永远存在于我们的认识之外。所谓修史撰文，往往都掺杂了我们的主观想象与推测；而更多的真实，将随时光流逝，永远湮没于尘埃之中!

(本文得以撰写，特别向湖北省辛亥革命博物馆、《收藏》杂志社以及读者胡源先生表示感谢!)

责编　李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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