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少年艾滋病相关研究现状

【文献标识码】 A

【中图分类号】 R

【文章编号】 1000-9817(20xx)09-0862-03

【关键词】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健康知识，态度，实践；健康教育；青少年

我国自1985年发现第1例艾滋病患者以来，感染者和病例报告人数逐年递增，从1999年开始以每年30%的速度增加，已经波及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截止20xx年底，我国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70万，全人群感染率为%，其中艾滋病病人为万［2］。青少年由于生理和心理所处的特殊阶段，导致他们容易发生无保护性行为和药物滥用等高危行为，从而成为容易感染艾滋病的弱势群体。据权威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称，随着艾滋病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的扩散，我国青少年面临艾滋病的威胁越来越大［3］。

为预防和控制艾滋病、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笔者以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 系列数据库中“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94年到20xx年4月的学术论文为依据，从青少年艾滋病的知识、态度和行为、健康教育、艾滋病孤儿和受艾滋病影响的青少年等3个方面，对当前青少年艾滋病研究的内容进行了综述，并对当前研究的不足之处进行了简单的述评。

1 艾滋病的知识、态度和行为

青少年正处于长身体、学知识的时期，思想活跃，乐于学习和接受新的知识，容易改变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因此，调查和了解青少年关于艾滋病的知识、态度和行为，以便教育他们掌握关于艾滋病的科学知识、树立正确的态度和采取合理的行为就成为目前青少年艾滋病研究的首要任务。自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这方面的研究是青少年艾滋病研究中涉及最多的，且相关研究有以下特点：(1)青少年对艾滋病的名称、传播途径等基本知识的认识一直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而对艾滋病的非传播途径，尤其是对日常生活中的接触（拥抱）、共用厕所和游泳池等是否会传染艾滋病问题的认识上还存在很大的误区［4］。何景琳等［5］对北京市中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有80%以上的青少年认为日常生活接触可传播艾滋病；而孙江平等［6］的研究显示，北京市中学生能够正确认识到日常生活接触不传播艾滋病的比例已达到%。但直到目前为止，我国大部分青少年包括医学院校的大学生在内，还是有不少人错误地认为蚊虫叮咬也会传播艾滋病［7］。尽管青少年对艾滋病基本知识的掌握一直稳定在较高的水平上，但因其年龄、地域的不同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针对此情况，应采取不同的教育策略［8］。与在校青少年相比，辍学青少年或校外青少年因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从而导致他们的艾滋病知晓率普遍较低。常春等［9］对鞍山市584名从事餐饮、娱乐、服务工作和社区无业/待业的校外青少年调查发现，他们对艾滋病知识的知晓率仅为%。相比而言，残障青少年不仅艾滋病知识非常贫乏，还对艾滋病存在着一定的恐惧心理［10］。(2)在对待艾滋病患者的态度上，青少年始终处于情感与理智的矛盾之中。一方面青少年由原来对艾滋病患者的鄙视转为关心和同情，并认识到他们的就医权和隐私权。何景琳等［5］的研究显示，有60%～70%的青少年对他们持鄙视态度。随着艾滋病知识的宣传和普及，青少年对于艾滋病人的态度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李小明等［11］的调查显示，在大中学生中有%对艾滋病患者表示关心和同情；而在乔慧等［12］的研究中，有%的青少年认为艾滋病人有就医的权利，还有%的人认为应为艾滋病病人保密。但另一方面青少年又不自觉地排斥和拒绝艾滋病患者。陈卫永等［13］的调查显示，有%的大学生表示不能接受艾滋病病人；王萍等［14］的研究揭示，有%的被调查青少年表示不愿意和AIDS/HIV感染者同班学习。除此以外，还有不少青少年认为应该限制艾滋病患者及其亲属的活动，甚至拒绝其子女入托和上学［15］。目前青少年这种对艾滋病知识的掌握和对待艾滋病患者及其亲属的态度相剥离的现状，可能与青少年艾滋病知识的多少与其如何对待艾滋病患者之间并无相关性，知识水平的高低并不直接影响他们对艾滋病患者的态度，更不能决定他们的行为。研究还发现，青少年对艾滋病患者的关爱态度和行为大多是受外部压力的影响，而非发自内心，他们虽然知道艾滋病病人应该被关爱，但并没有真正理解“关爱”的含义，大多数人仍存在恐惧和逃避心理，这种并非发自内心的关爱与行为是不稳定的，一旦失去外界的监督和压力，结果将难以预料［16］。(3)对青少年艾滋病相关行为的研究，目前主要侧重于青少年对待婚前性行为的态度和行为。随着青少年性观念的开放，性行为的发生比例也在呈递增趋势，但与此同时，青少年对于性安全方面的知识还非常缺乏，有很大一部分人还不知道怎样正确使用安全套，对于安全套能否预防艾滋病、减少感染HIV的概率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不了解。向伟能等［17］对广州市大学生的调查显示，在对待婚前性行为的态度上，有%的学生认为只要双方相爱就无可厚非，只有约1/3的学生明确反对。郭建丽［18］对清华大学新生的调查也显示，只有%的被调查者明确反对婚前性行为，而剩下%的人要么持无所谓的态度、要么赞成。青少年开放的性态度直接导致了他们婚前性行为的增加。孙志凤等［19］对华东某省19所高校大学生的抽样调查显示，有%的大学生有过性经历，而在这些有过性经历的学生中还有%的人不知道如何使用安全套（避孕套），只有%在最近一次性行为中使用了安全套；而在所有的被调查者中，有%的人不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安全套。因此，加强青少年性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性观念，掌握正确的艾滋病预防知识，应该成为现阶段宣传教育的重点。此外，除对青少年婚前性行为进行研究之外，还有人专门研究了青少年吸毒行为与感染艾滋病的关系，认为吸毒青少年群体的亚文化特征和认同心理所促使的针具共用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该群体对艾滋病的易感程度［20］。

2 健康教育

迄今为止，世界上既无治疗艾滋病的特效药物，也无预防艾滋病的有效疫苗，健康教育仍然是提高人们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在全世界蔓延的唯一有效的方法［21-22］。马迎华等［23］对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6 924名大学生的调查显示，有%的大学生赞成在学校开展预防艾滋病的健康教育。而在实际开展艾滋病健康教育的过程中，根据青少年思维活跃、求知欲强、学习模仿能力比较强等特点，所采用的方法也是各种各样的。

以往的研究发现，同伴、朋友是青少年艾滋病/性病知识及其他性知识的重要来源，排位仅次于书刊和影视，而同学、朋友间互相传授性知识在大学生中更为常见［24］。根据同伴在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的独特作用，目前同伴教育在青少年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998年在日内瓦召开的第十二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上，澳大利亚、瑞士、荷兰等国就向世界各国介绍了同伴教育的经验，并将同伴教育作为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疾病的先进经验向世界推广。此后，在澳大利亚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对大学生开展了一系列的同伴教育研究。结果显示，采用同伴教育的方法效果是十分显著的，教育后大学生的艾滋病/性病知识有了明显增加，对安全性行为的态度也有了明显的改变。提示将同伴教育方法运用于我国大学生的艾滋病健康教育是可行且有效的［25-27］。何忠虎等［16］对北京市163名大学生同伴教育候选人进行了艾滋病知识态度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同伴教育候选人的艾滋病知识整体水平还有待提高，理论知识水平较高，但联系生活实际的能力较低，对待AIDS/HIV感染者的关爱态度也不够理想，同时对AIDS/HIV感染者存在着比较明显的躲避倾向；专业和性别差异在知识水平和关爱态度上有一定的相关关系，医学专业的学生在知识得分上要高于非医学专业学生，女生在对待AIDS/HIV感染者的关爱态度上比男生更加积极；知识水平与关爱态度之间并不存在相关。艾滋病健康教育尽管可以显著提高大学生的知识水平，但需要注意理论与实际应用的结合，此外，还应将道德、关爱、伦理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

还有许多专家学者对同伴教育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一些新方法。如王瑛等［28］就提出了参与性同伴教育法，这种方法改变过去教师统讲、学生听讲的传统方式，借鉴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教育形式，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与学生结成同伴关系，共同探讨，并通过多种娱乐方式启发学生学习艾滋病知识。 除同伴教育方法以外，也有研究者在努力寻找其他的教育方法来增加青少年的艾滋病知识。如，郑寿贵等［29-31］通过对农村中学生艾滋病健康教育具体需求的分析，提出了“三维健教”模式（即三维健康教育模式），重视学生的主动参与，唤起学生预防艾滋病的责任感，融入了“传统健教方法”、“逆顺导教法”（“逆”是指学生对家长的教育，“顺”是指家长对学生的教育）、“一带六教育法”（“一”是指学生，“六”是指学生的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行政干预法”等多种有效的健康教育方法，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学校—家庭—社会”的立体的预防艾滋病的环境，使干预更有效。通过运用这种方法，学生对预防艾滋病知识的平均认知水平由教育前的％上升到％，平均增幅为％，经推行“逆顺导教”和“一带六教育法”，家长对艾滋病基本知识的平均认知水平由教育前的％上升到％，结果证明该方法的效果显著。当然，除以上这些比较具有代表性或创新性的方法之外，传统的一些教育方法如，开专题讲座、发宣传册、播放公益短片等在对青少年的艾滋病健康教育中依然是有效可行的［32］。

在研究健康教育的各种方式的同时，也有人对中国青少年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现状做过比较全面的综述。张慧［33］就从青少年面临着性成熟年龄提前和性行为开端的低龄化，以及性健康知识匮乏等问题出发，揭示了青少年可能面临的艾滋病风险；从性病和艾滋病易受伤害群体所构成的风险角度分析，认为贫困、失业、社会支持网络的薄弱、教育程度低下、社会歧视、资讯缺乏等因素均可导致青少年群体的易受伤害性，指出当前青少年艾滋病健康教育的媒介及其所面临的挑战；此外，还对大众传媒的作用进行了肯定，认为大众传媒一直都是我国青少年学习和获得艾滋病知识（性知识）的主要来源，是进行艾滋病预防宣传教育的主要载体。沈理笑等［34］也对青少年预防艾滋病教育的方法进行了综述，较为全面地论述了学校教育、角色扮演、传统的录像或艾滋病健康教育讲座、参与式互动教育、大众传媒、同伴教育等各种方法的具体内容，并对各方法的教育效果进行了总体评价。

3 艾滋病孤儿和受艾滋病影响的青少年

关心和爱护艾滋病孤儿及那些受艾滋病影响的青少年也是当前研究的一个热点，凸现了研究者对他们生活、学习和情感的关爱。已有的相关权威研究表明，艾滋病孤儿面临着精神和情感创伤、基本生活保障丧失以及受教育机会减少和受到虐待等严重的现实问题［35］。据许文青等［36］对艾滋病孤儿的调查研究显示，父母的去世对这些孤儿在学习、社会交往、情绪行为表现等各方面都造成了较大的影响，有％的孤儿没有上学，其中有％在父母去世前就已经辍学，继续上学的儿童中有%学习成绩在父母去世后下降，有％上课时不能集中精神认真听讲；在情绪和社会交往方面，有％在父母去世时感觉十分痛苦，有％在父母去世后因为父母的病、家务太多没时间或怕被人欺负等原因造成社会交往少，有%在父母去世后无人安慰。

除对父母双亡或单亡的艾滋病孤儿进行研究以外，也有人对其父母身患艾滋病但未死亡的青少年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这些青少年的家庭年平均收入普遍低于当地的平均水平，导致他们连基本的生活都缺乏保障。在学习上，因父母患病导致学习成绩下降或不稳定的占被调查青少年人数的1/3；而在情绪上，也有1/3的青少年存在着孤独、压抑和恐惧等心理压力，有超过2/5的青少年担心父母的病情，不愿意让他人知道父母患有艾滋病［37］。

4 存在的不足与改进建议

尽管青少年艾滋病研究受到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也取得了一些显著的研究成果，但综合目前国内青少年艾滋病研究的现状，还存在以下几点不足：(1)在研究对象上，以在校青少年对艾滋病的认识、态度和行为以及健康教育方面的研究居多，而对那些艾滋病孤儿和受艾滋病影响的青少年以及从事某些易感染艾滋病高危行为的青少年（如吸毒、卖淫的青少年）的研究比较欠缺。(2)在研究方法上，现有的绝大多数研究都是通过分层整群抽样或随机抽样，并结合使用封闭式调查问卷来进行的，绝大多数研究者都将青少年作为单一的群体来研究，而忽视了因其年龄、性别等个性特征和家庭背景等所造成的群体内部差异，尤其对于某些特殊青少年缺乏细致深入的个案研究或典型性研究，因此导致现有的青少年艾滋病研究缺乏特色。(3)在研究地域上，东部地区和一些大城市的相关研究因为资金、人力等各方面的优势而具有一定的完整性和连续性，中西部地区和一些中小城市尽管有相关方面的研究，但不论从研究内容的广度还是深度上，都不如东部地区和一些大城市。然而，不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目前对广大农村青少年的相关研究都十分欠缺。此外，对那些流动青少年群体的相关研究也相当缺乏。

针对以上存在的不足，笔者建议，以后的研究应当多关注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青少年（如艾滋病孤儿）和处于社会边缘位置的青少年（如吸毒、卖淫的青少年）。在进行城市研究的同时，还不应忘记广大的农村地区；在东部地区有组织、有计划开展研究的同时，还应关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而在所有的研究中，除了看到一组组统计数据外，也期待能够看到一些活生生的典型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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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xx-01-15；修回日期：20xx-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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