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时代之后社保制度思考

[摘要] 婴童经济的全面爆发，为中国消费市场再添动力，可以说，中国经济已经赢在起跑线（出生点）上，而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人口红利、要素投入、制度变革、经济全球化等所能提供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都在衰弱。我国人口负担越来越重，原有的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而增加社会福利，二次分配的压力则会越来越大。欧洲从摇篮到坟墓的过度福利却正在颠覆欧洲的政治经济格局，使其在本轮金融危机中不堪一击。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是不完美的，都需要在左右选择中进行权衡，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进行调整。中国要不输在终点，需要结合自身现有的基础情况，构建具有竞争力的福利制度,如以繳费型的社会保险为核心的多形式、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等。

据预计，目前，中国有近1亿人口进入婚育期，处在生育旺盛期（20岁～29岁）的育龄妇女每年增加200万。并且，由于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部分人还可以生育两胎。中国每年将新出生人口1300多万，占全球人口出生总量的近10%，中国已迎来第四次人口生育高峰。与此同时，婴儿潮带来婴童产业的高速增长：新世纪以来，中国婴童产业的增长率高达30%；20xx年，婴童业消费市场规模为7500亿元，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婴童产品消费大国；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婴童经济仍将以每五年翻一番的速度增长，预计规模可达三万亿元。婴童经济的全面爆发，为中国消费市场再添动力，可以说，中国经济已经赢在起跑线（出生点）上，那谁将输在终点线？

由历史看来，事实上，中国前30年的高速发展主要是靠13亿人口的推动，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之高，几乎无出其右者。一方面，中国的人口政策、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共同推动了人口的转变过程，人口结构呈现出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多、增速快和比重大的特点，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结构，从而存在潜在的人口红利。据有关数据显示，在前30年里，中国的“人口红利”贡献了约27%的人均GDP。另一方面，人口存量和人口结构特点带动了婴童业、婚庆业、房产业、装饰装修等产业的发展。而“买房才结婚”的习俗又催生了房市的超级繁荣。

目前的问题是，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人口红利、要素投入、制度变革、经济全球化等所能提供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都在减弱。

首先，从人口红利来看，中国十年人口红利黄金期已到临界点：一方面，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目前已低于%，随着出生率的下降，中国劳动力人口数量可能在20xx年从增长变为稳定，然后下降。而且，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将出现结构性的上涨。这意味着，我国的人口红利将走向枯竭。从事实看来，中国经济活动人口比在20xx年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自20xx年开始，沿海地区逐渐出现的“民工荒”为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接近拐点提供了实证。另一方面，本轮金融危机的本质是G2危机，即中国过度生产、美国过度消费的危机：“在全球经济化”的旗帜下，中国搞外向型经济，过度生产而内需不足，经济主动权交给国外，而国内民生保障等问题不少；在美元霸权的支配下，美国最大限度地利用其“货币特权”攫取铸币税收入，以此掠夺他国的资源。只有对其进行结构性纠偏才能让各国真正走出危机，这也意味着过去中国依靠人为压低要素价格、坐享人口红利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其次，中国正面临着养老危机。中国目前人口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是，老年人口比例将逐步加大。20xx年底，全国1%人口抽样显示，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数的%。按照老龄化评判标准，我国已成为人口老龄化国家。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5000美元至1万美元，目前平均达到2万美元，在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才1000多美元，是典型的“未富先老”。

第三，中国也面临着可用资源短缺等方面的危机。对应于13亿人口的是，各种资源资产变得相对稀缺。一个突出的表现是房地产。目前房地产行业通吃“阳间”和“阴间”。在阳间，房价高不可攀，中央政策不断，但仍不可遏制。房产已从必需品演变成奢侈品。阴间：甚比阳间，墓地价格不菲且限制种种，由此演变出塔葬、树葬、花葬等多种形式，未来墓地将从实体形式走向虚拟形式。

第四，中国还面临着社会分配制度和机会均等的危机。一方面，在收入差距问题上，衡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1997年已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的警戒线水平，在20xx年甚至达到了。如此高的基尼系数，意味着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已经非常严重，有可能“伤害市场价格机制和价格信号，从而导致市场不能发挥其配置资源的功能，降低资源配置效率的情况发生。”另一方面，目前中国社会上的机会越来越少，低收入阶层通过自身努力跃升为中产阶层、中产阶层跃身为富裕阶层的机会越发渺茫；“蚁族”、“蜗居”、农民工地位、二代农民工及“官二代”，隐形世袭现象形成悬殊反差。

我国人口负担越来越重，原有的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而增加社会福利，二次分配的压力则会越来越大。中国已经处在典型的由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转型跃升的阶段。从历史经验来看，这是一个敏感的阶段。在这一阶段，转型成功，中国经济将进入高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转变过快，出现“福利赶超问题”，就会陷入拉美国家目前所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而中国原有的增长机制就会被路径锁定，导致经济停滞和转型失败。

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也是一个敏感的时代，社会福利制度的取向决定着各国的经济、政治的走向。

在欧洲，以德国为首的国家在政治危机中逐步建立了现代高福利制度，福利政策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照顾。然而，这却是造成欧洲人懒惰的原因之一。其对经济的影响是导致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高启，公共债务负担加重，国际竞争力下降；其对政治的影响，最典型的莫过于目前仍在上演的欧洲**债务危机和瑞典社会模式成功地“向右转”。经典的“欧洲高福利模式”正在颠覆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格局，使其在本轮金融危机和**债务双重危机中显得不堪一击。为摆脱危机，欧洲正在试图校正政府大包大揽的模式，增加个人责任，发挥市场作用，减轻政府负担，成为各国通行的做法。这一轮改革后，“三方共负”型社会保障将有可能取代欧洲“传统型”社会保障模式。然而，社会福利体系一旦嵌入到相应的社会结构中，就具有了一定的刚性，欧洲要改革现有的高福利模式很难。

在亚洲，由于历史和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原因，各国的福利制度普遍规模较小，且呈家庭化倾向较重和条块分割的特点。增长优先的发展模式使一些国家患上了“福利病”，导致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出现了“失去的10年（日本）”。福利资源分配不均和阶层化倾向严重，社会保障制度问题还促使部分地区进入政治转型期，台湾地区在由原来的威权政治转向民主政治过程中所走的“反福利”国家的道路即是实证。基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普遍增进国民福利，从高增长低福利到国民经济与国民福利同步发展成为亚洲国家的选择，并逐渐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东亚儒家”福利模式。

当然，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是不完美的，都需要在左右选择中进行权衡，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进行调整。在欧洲，高福利制度给社会发展带来相当的弊端，使得减少社会福利制度和消减社会福利支出，让国家尽可能的退出社会公共项目的领域，让市场接管国家的一些基本职能，提高经济的竞争力和增长水平成为其当务之急。“向右转”便顺应了这种发展趋势。在亚洲，高增长低保护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尊重国情与尊重福利制度的发展规律，通过公平、普惠的社会福利制度安排来促进亚洲人民的全面、自由发展，已势不可挡。“向左转”是其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中国，长期的“负债式发展”、“负福利”特征相当明显。而从现有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基础来看，尚存在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窄、地域性差别较大，政府、企业个人的权利与责任边界不清晰，社会保障标准不一，历史遗留问题的逃避形成制度性缺陷，社会保障基金缺口大、收支不平衡，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相对滞后，社会救济不尽如人意等诸多问题。而且，还存在一定的碎片化制度的倾向（目前我国主要存在5～6个碎片：公务员制度、事业单位制度、城镇企业制度、农民工及务农农民制度）。就社会保障程度而言，中国最强势群体（公务员）的保障程度最高，最弱势群体（农民）保障程度最低。中国在目前的发展阶段，需要较好的社会福利制度为其经济起飞做准备和后盾。中国的“向左转”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危机催生中国经济战略拐点，中国需着力构建自己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未来的可能趋势是：

第一，中国政府或将加大二次分配的力度。在再分配领域，政府通过提高税收和转移支付水平，对收入进行二次分配，调节收入在不同人群、不同地区之间的分配关系，在国有财富的分配上，加大对西部、中部、东北、农村等地区的投入力度。

第二，对低端人群进行兜底。政府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机制，通过构建社会安全网，保护弱势群体。通过政府转移支付，提高社会救济、老年残疾、住房福利及优抚等多方面的保障。

第三，防止制度碎片化。碎片化制度极易形成“职业隔离”，使得“局外人”难以进入，从而造成龙生龙，凤生凤，贫者贫，富者富的内部循环，社会流动性较差，是不可取的。而通过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发展农村社保，缩小贫富差距等来建立统一、普惠型的社会福利制度是大势所趋。

目前，或许是中国社会制度变革的好时机，既有历史经验，也有前车之鉴。中国要不输在终点，需要结合自身现有的基础情况，构建具有竞争力的福利制度,如以繳费型的社会保险为核心的多形式、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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