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非典型现代都市病”的社会病理学研究

摘 要:当代中国正处在典型的以城市化为主要形式的社会转型期,“社会紧张”式的“非典型现代都市病”在中国一些城市发生并流行。这一社会现象的发生既与中国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带来的社会变迁有关,也与社会转型期造成的社会成员“扎根”的土壤不肥沃有关,而其深层次的社会病理原因是:现实社会个体的“尊严”和“被尊重”还没有成为一种社会义务。因此,从中国国情的角度来分析,创造社会个体的“尊严”和“被尊重”的社会义务关系,是现阶段中国社会现代化与和谐社会新价值观建构的重要内容之一。

关键词:尊严;扎根;现代都市病;社会病理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xx)10-0050-09

“拔根”与“扎根”是现代社会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表现之一,无论是城市人还是城市中的外来人,面对城市社会的快速变迁,都必然在不同程度上形成“无根性”的文化心理结构和行为文化特质。这种“无根性”引发了“非典型现代都市病”的发生,如**率升高、“无因由恐慌”、“群体型社会心理紧张”以及以“逃离大城市”为典型象征的另类文化行为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种现象的根源何在,其社会病理因素是什么?本文试图从城市社会学与社会病理学的双重视角对此类问题进行探索。

一、“非典型现代都市病”的文化属性与社会属性

中国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的%,到20xx年的31%,再到20xx年的50%,城市化的发展迅猛,20xx年中国的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业人口①,而且中国也已成为当今世界上城市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用三十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近百年的城市化路程,从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以跨越式的、超乎常人预料的方式突然转型为城市社会,使得多数中国人面对这样的社会转型都有措手不及的感觉:交通拥堵、人群拥挤、住房拥挤,而且房价畸高、就业难、贫困人口增长、城市犯罪增长、**率增长及心理疾病频发。

与此同时,社会整体改革仍然在不断深化。虽然社会改革在很多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其中“医改”、“教改”、“房改”和“社保改革”等还都处在“正在进行时”之中,这些改革既是人们所期盼的,也是人们所担心的,同时也使人们自然产生一种“预期性”的、缺乏安全感的等待心理——每一个人都感觉处于一种整体性的不断转换之中,处于一个不确定性过程之中。这种整体性的转换和不确定性,不仅使城市人面对这种突变有些不适应,而且也使乡村人面对这种突变有所不适应,甚至有些茫然!有些地方的“乡村人”一夜之间就“被”变成了“城市人”,这种典型的社会变迁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堕距”和“文化堕距”,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和制度建设未能形成同步转型,社会不仅缺乏主流文化,更缺乏整体性认同的制度与伦理约束机制,形成一个缺乏主流价值观、缺乏公认伦理和公认社会样板阶层的典型社会转型期。在飞快旋转但又不同步的城市化与社会变迁中,一部分人被“社会旋转力”推向边缘:这个“边缘”既有心理意义上的边缘感知,也有事实上社会阶层与生态空间地位意义上的“边缘”;既有社会生活生态空间意义上的边缘性,也有社会外部文化认同意义上的边缘性。

边缘性群体在不同的阶层内都存在,其相关个体、群体均具有不同程度的和某种意义上的“被剥夺感”。或成为被社会遗忘的群体、或处于社会底层、或处于社会空间边缘、或者成为被妖魔化的群体、或自我主动脱离社会主体与主流文化……其中某些人在特定的、缺乏主流价值观的“文化场域”中形成了某种心理偏差和角色错位,与社会整体进化的发展价值观相背离甚至对立。虽然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也曾有过相似的极端现象,并具有某种必然性。但是,通过深入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当代社会出现的“非典型现代都市病”是城市化及社会转型中的结构性问题,是可以通过某种新型社会文化的再建构加以引导的。

城市化水平是衡量现代化发展的尺度之一。西方现代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社会变迁也经历过社会转型期与社会变迁的阵痛。思想家亨廷顿认为:“从心理层面讲,现代化涉及到价值观念、态度和期望方面的根本性转变。” ② ③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0、31、38页。

这一观点所表达的是现代化过程作为一种传统社会的变革,需要思想文化的根本性改变,而这种改变往往是需要牺牲某些人的某种利益作为社会代价来补偿的,改革的本质就是在调整不同阶层的利益关系,某一部分人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被伤害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所伤害的程度和被伤害后的“社会修复”是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一个社会良性发展不可或缺的。这种“社会修复”机制是需要通过阶段化“现代性”成果来表达的,即某一社会阶段的现代化应该有一定的“现代性”结果——民众应该获得和享受改革的成果,如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主制的深化及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提升等,只有让每一个人生活得都 “有尊严”和“被尊重”,才能使人们对社会现代化发展和改革产生认同;只有让人们感受到现代化带来的社会与个人价值,才能让民众成为改革的共同力量,才能使现代化过程转化为“现代性”的过程,只有现代化与城市化表现某种程度上的“现代性”,才能实现良性化的社会转型②。

亨廷顿还认为:“现代性与稳定性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的推论貌似顺理成章,合情合理,其实却是不能成立的。事实上,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③当代中国正处在一个现代化过程中,这也是包括“非典型现代都市病”在内的社会问题高发的特殊时期。这个特殊时期的社会属性特质一般表现为社会空间场域的文化多元化、社会经济发展的非平衡、社会组织的多类型、亚文化群体的异质性和社会空间缺乏公平与正义等。现代化和城市社会的突然来临,使中国社会出现了不同类型的“文化空间场域”:从空间结构属性上分类,这些文化空间场域有封闭型的,有开放型的,也有与社会整体发展隔离型的;从社会空间属性上分类,有政治型文化空间场域、宗教型文化空间场域、权力型文化空间场域、经济型文化空间场域以及异化冲突型的文化空间场域……在这些具有时代特征的、多类型的“社会与文化空间场域”中,形成了由不同群体组成的异质性“文化空间场域群体关系”——即特定文化模式意义上的情绪化的、情境化的空间与“文化场域”群体关系。一定个体或群体在一定情绪化的、情境化的社会文化空间场域内,由于受某种价值观、组织文化及特殊事件等因素的引导、刺激或者是诱导,某些自我约束力低的个人和群众的行为往往就会发生变异,在特定的“文化场域”和“文化情境”中十分容易发生个人地位、角色和个人利益取向的错位,出现目的和手段的错位,“本我”和社会角色的错位,形成超常规的行为和方式——“非典型现代都市病”。在特定的文化场域空间与社会关系中,“一旦发生某些事件便会形成诱发因素,出现个体甚至群体性失范,局部会出现社会失控的现象,导致一些出人意料的突发性社会问题”张鸿雁:《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合理性危机”论》,《城市问题》20xx年第3期。。由于在城市社会结构变迁中传统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体系被打破后,新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与经济价值体系尚未完整建立,特别是在制度型保障体系未能深入人心的情况下,城市中的每一个个体、每一类群体及每一个阶层都处在不同程度的社会压力体系之中,不同程度上存在对未来生活的“社会压力型”恐慌,诸如对现实的“厌倦”、生活“急躁”情绪和“无名的担心”等多样化的行为和心理状态,以多样化、多类型、个人化和偶发性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具有“非典型性”。

总体上说,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变迁的滞后显现。伴随而来的是不同体系、不同层面的改革长期未能形成定制,这是传承现代化过程出现的典型的“社会病理”的根本原因,使得每一个人都存在对未来生活的预期压力。同时,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多元化和异质性,给人们认知的“无根性”及思想变化提供了外部条件,社会经济波动又增加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心理负担,特别是在社会保障制度不仅不完善而且保障水平偏低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对依赖社会保障而生存的底层社会生活方式有恐惧感,甚至可以说,几乎所有的阶层都担心在社会变迁中转而成为——缺乏“尊严”、缺乏“被尊重”的社会底层成员。在新的社会转型期及新的社会压力体系下,在选择释放压力的方式上,形成了不同个性化和某些群体性的另类行为。除了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问题外,“非典型的现代都市病”在中国呈深化发展的趋势,具有典型的“合理性危机”和“合法性危机”的意义上的表现,可分为“逃避现实型”、现代生活方式病态型和文化偏执型等:如“厌世情绪”、“**狂想症”、“绝望型个体复仇心理”、“白领生活自闭症”、“宅男与宅女”、“工作强迫型忧郁症”、“厌倦城市症”、“群体焦虑症”;“城市夜生活综合症”、“交通拥堵恐惧症”、“住房还贷综合症”、“手机综合症”、“鼠标抖动症”、“网迷”、“宠物综合症”、“电视综合症”;“狂人文化”、“匪气文化”、“伪娘文化”、“极端拜金主义”及“无羞耻感文化的流行”等,很显然,这些所谓“非典型现代都市病”的种种表现,与社会压力造成的“社会紧张因素”是呈正相关的[美]威廉•科克汉姆:《医学社会学》,杨辉等译,华夏出版社20xx年版,第70页。。

“非典型现代都市病”在现代城市生活中蔓延,甚至具有某种“传染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还有其另外的重要而直接的原因,即“大众传媒的过度市场化、娱乐化和低俗化”的倾向。特别是大众传媒以谋取小团体利益作为赢利模式,以过度市场化经营为手段,以“收视率”为导向,对另类行为以所谓中性立场加以强化宣传,缺少批判的方式和“文化把关人”的认知理性,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非典型现代都市病”等另类行为的公众化和放大效应,甚至起到了某种教习和引导作用。应该说,某些大众传媒机构,对“非典型现代都市病”的流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加之,在以“微博”为表征的“媒体个人化”时代的环境背景下,“非典型现代都市病”被迅速传播和放大,形成典型的时代性社会问题。“非典型现代都市病”作为当代城市社会问题的集中表现形式之一,只有借助社会的整体力量,才能对此类问题进行有效的健康引导和解决。

二、“非典型现代都市病”的社会病理分析

为什么会有“非典型现代都市病”的发生?前面已经做过一些论述,但是从社会病理学的角度看,其共性原因是明确而典型的,如社会转型的社会经济文化的不同步性、改革要素的无定型和不完善性、社会缺乏公平与公正性和社会保障低质化及文化变迁的混杂性等,这些特定的社会变迁,导致了一些人的认知偏差、行为失范、行为紧张和越轨。但是,就某一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来讲,这种“非典型现代都市病”还有其民族的、社会的、文化的、时代性的个性化原因。中国目前“非典型现代都市病”的蔓延,具有典型的中国本土化的特征和因素:

首先,“多元式两极化”催生了“非典型现代都市病”的衍生。社会两极分化表现为多领域、多维度、多层面和多类型化。如财富分配领域的“多元式两极化”,形成了不同文化意识的阶层群体和亚文化群体意识,社会分层与异质化不是简单的以收入作为标准,而是在收入分层的基础上出现了以文化和价值观相区别的分层模式和多元分类。一些人的财富快速增加使得“拜金主义”泛滥,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定的社会环境下,新的道德伦理约束机制尚未健全,使得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在生活方式上出现了畸形发展状态。总体表现为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上层社会的繁荣与下层社会的悲剧性生活形成了鲜明对照。城市中一部分人的“被剥夺感”被强化了。一夜暴富的现象被媒体放大后,拜金主义文化成为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和目标,一旦丧失或者没有达到目标,某些人就会形成极度紧张心理,以极端的方式报复社会。“多元式两极化”在部分青年群体中的表现更为典型。80、90后的青年群体是没有经历过社会挫折的一代,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接受了现实社会的多样性文化遗产和多样化的社会文化环境。他们有自己的主见和主张,有创造性和对世界文化的开放意识,是一个少有传统束缚的群体,其中也不乏成功者。但是,在现代化发展和城市社会急速的变迁转型中,80、90后的青年群体也必然被分化为多样化的两极化群体,既存在着“富二代”和“贫二代”的文化价值对立,也存在着这两个不同群体内部的文化价值观的对立。两极化、多类别化成为这个时代的多样化风景,这两个不同层面的青年群体在“求异和个性化”的发展中也分成了多样化的、“异质性”的小众群体和个性化的不同类型,衍化成多层次的社会基本层面,其中一部分人成为社会的“个性化另类群体”,求异、求新、求奇、求特的文化特质具有典型的时代符号性。“非典型现代都市病”就是在这一社会结构体内,以“去阶层化”的“多元式两极化”方式表现出来。

其次,城市社会生活的“无根性”是“非典型现代都市病”发生的直接原因之一。在城市社会转型期内,人们不断地“被拔根”,每个人都在不断地努力“扎根”。城市社会中被放大的“无根性”,使得任何个体都必须重新进行“社会包装”和“社会整饰”才能融入社会。1949年的中国只有10%是城市人,改革开放之初也只有17%左右是城市人,在一定意义上说,多数中国人都不是各座城市里真正的“本地人”。 “外地人”几乎成为现代中国城市社会发展的一个写照。所有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都是 “移民城市”。中国苏南地区40%是外地人,其中昆山60%是外地人。深圳和东莞等城市甚至90%是外地人。“外地人”、“边际人”、“边缘人”、“打工妹”和“农民工”这些具有时代特征的名称和概念成为当代中国城市社会转型的象征符号。简单说,现实生活的变迁与社会转型使每个个体自己很难确定生活地点和坐标[法]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吴艾美等译,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11页。。与乡村比较,城市本身提供了个人价值增长的特殊环境,城市与个人发展有着本质联系,人们在城市中不自觉地创造着“自我文化”的“扎根”过程。有的人从乡村走进城市,有的人从小城镇走进大城市,有的人成为商人和工人……人们从一个城市流向另一个城市,从一种行业换到另一种行业……人们不得不去思考,在什么时候,在哪座城市里能够“扎根”。当社会发展出现新的生产方式和新技术后,人们越容易成为不同阶层的群体,一次又一次地创造新的生活和体验,或许每个人都一直在试想“扎根”,但现实是必须应对如潮的社会变迁,一次又一次地“扎根”,却一次又一次地被“拔根”,——离开家乡、离开原单位、离开原来的行业、离开生活过的城市,去寻找新的根……。为了谋取较高收入的愿望,人们在城市里寻找生活的出路和方式。在西方的城市化历史上特别是在西方城市文艺复兴及工业化以后,西方人的这种“扎根”与“被拔根”现象也是非常典型的 ⑥ ⑦ ⑧ [法]西蒙娜•薇依:《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徐卫翔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xx年版,第35、34、34、35页。。欧洲中世纪城市文艺复兴的伟大贡献,与其说是在复兴古典时代的文化,不如说是在创造现代化过程的个人价值——“扎根”。现代城市生活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以技术和技术所产生的影响”,让一部分人在获得的同时,也正丧失生活的另一个部分,这也许是现代生活或者是现代城市生活的悲哀。面对“现代生活的无根性”,让现代社会的城市人重新找回如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曾向往的“传统共同体”的生活方式,让城市人从心理上找回自我[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40页。,是现代化应该建构的一部分。这种心理上的回归虽然是韦伯曾提出的一种“社会理想类型”,亦很难充分建构与表达;但是,一个人能够“扎根”于社会和某一城市,形成“嵌入性”的生活方式,是个体“尊严”与“被尊重”的需要,是被现代化潮流所裹挟的人们永远的渴求和期望。

在城市里,人们有无数的希望:包括事业、金钱、享受、情感、时尚、创造、新奇及与他人相比的各种“剥夺感”和优越感……每个人都想在竞争中实现自己的梦想,特别是那些人文主义精神的“理想与自由”,曾是多少文人墨客笔下的希冀。墨菲曾说过:“在都市化和工业化社会中,分离轻而易举,因为其成员掩蔽在十足的数量中,在城市生活的各个角落里隐身不见。都市化如此分馏了一个人的社会生活,以至于个人只残存着这样的感觉:他和她点点块块被撒在了这种景色之中。”[美]罗伯特•墨菲:《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王卓君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68页。是的,城市——这纷杂的世界一方面提供了创造个性的土壤,另一方面也创造了消灭个性的城市理性机制,让个体淹没在城市社会整体之中,即城市社会迫使你成为一种碎片化的符号,只有主动并成功地让“社会包装你的新身份”[美]奇森特•帕里罗、约翰•史汀森、阿黛思•史汀森:《当代社会问题》,周兵等译,华夏出版社20xx年版,第45页。,你才可能具有“扎根”的价值。

其三,社会压力选择的不确定性,造成部分群体畸形的社会心理结构和心理紧张。科克汉姆在《医学社会学》中提出,在社会转型的某一时期所发生的一系列特殊“生活事件”[法]威廉•科克汉姆:《医学社会学》,杨辉等译,华夏出版社20xx年版,第79页。,会引发并形成群体性的“社会紧张”。如长期疲劳感、烦躁易怒情绪、暴力倾向和急于求成等心理几乎是城市人的共同特征。特别是当代中国的社会保障水平相对偏低,相关系统尚未十分完善,在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人们更需要创造安全感和社会认同感,或者是通过另类方式获取社会地位和财富,以强化个人生活的安全系数。金钱的魔力带来社会病态文化和个体病态行为。西蒙娜•薇依说:“哪怕没有军事征服,金钱和经济支配的力量也会强加一种外来的异在影响,激发起拔根状态的疾病”⑥。“一些国家的内部社会关系也能成为引发拔根状态的非常危险的因素。”而且,“还有两种毒药使这一病蔓延开来。一是金钱。金钱渗透到哪里,就毁坏了哪里的根,用赢利的欲望替换掉所有的动机。”⑦另一个则是缺乏现代社会伦理的“教育”。“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人可以属于某个所谓有教养的圈子,但一方面却对人类命运没有任何概念;另一方面,也并不知道,比如说,并不是四季都能看到所有的星座的。”⑧这句话的核心意思是指某些国家的教育模式与内容缺少民族性、伦理性、现实性和人类共同价值。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社会潮流中,社会整体教育文化系统在某些方面也表现出了本土主体文化的缺失现象,如某些领域民族文化的虚无化、城市草根文化的虚无化、传统优秀伦理文化的虚无化及教育内容与现实生活的严重脱离等,某些领域文化的虚无化引发出新的思想文化误区。在思想观念领域,表现为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奉献精神和人文关怀的缺失;在具体工作与生活行为领域,则表现为缺少社会责任感、缺少职业道德、缺少公德意识等,而在社会发展的内在本质上,则表现为个体“尊严”与“被尊重”作为一种社会义务的丧失。

其四,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丧失是现代“非典型都市病”的催化剂。没有理想和英雄主义,就会导致极端利己主义盛行和钱欲横流。没有英雄与伟大文化的发生,就必然产生“拔根”的无根意识文化。“拔根产生偶像崇拜”[法]西蒙娜•薇依:《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徐卫翔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xx年版,第54页。,在没有英雄文化时代的偶像崇拜文化,要么是权力崇拜,要么是金钱崇拜,中国现实的生活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亦如当年美国曾出现相类的社会问题一样,“过多地将自己包装为商品向人出售” ③ ④ ⑤ [美]奇森特•帕里罗、约翰•史汀森、阿黛思•史汀森:《当代社会问题》,周兵等译,华夏出版社20xx年版,第32、33、36、33页。。在极端利己主义文化场域下,“无羞耻感”的另类文化行为盛行,不择手段地将自己进行过度化的商品包装,并通过现代媒体推波助澜,使一部分人在丧失自我的同时,也丧失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丧失了社会公德意识,而其后续效应则是对“现代非典型都市病”流行的推动。美国社会学家认为:“看似微观层面的个人问题,常常源于宏观结构上的社会问题”,“社会造成了在许多个人相互关系中的日常问题(失范),也带来了我们如何界定和感受自身的混乱(异化)”③。“超女文化”、“网络红人”、“电视婚介的金钱化”、“影视明星的脱文化”成为现代社会的偶像文化之一。过度的信息爆炸,使信息的不对称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一个普通的市民成为“名人”、成为“网络红人”通过正常渠道是不可能的,而另类的文化、另类的传媒、另类的艺术表现,为另类人的生活方式创造了土壤,提供了舞台,造成低俗文化的泛滥。

在现代社会,对于一些青年来讲,“拥有的是闲暇,而非使用它的技巧。因此,闲暇变得一片空虚,而由于接踵而来的不安,人们只能在虚幻的兴奋和幻想中寻找逃避,一再回到属于他们的土地之上”④。这是“社会紧张”的一种必然结果和表现,没有理想与英雄文化而只有低俗娱乐明星的时代,极端个人主义泛滥则成为一种必然。与此相类的**现象也是这种社会紧张的另一种结果,具有典型的“社会病理原因”。在“非典型现代都市病”中**是一种典型的时代性极端行为,不同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及“社会事件”会引发出不同的**现象。迪尔凯姆在《**论》中提出了**的社会原因,他说:“造成这种倾向的是利己主义、利他主义或反常等这样一些影响社会的潮流,无精打采的忧郁、积极的自我牺牲或者是恼人的厌倦等倾向都是这些潮流的后果。”迪尔凯姆对**研究的重要贡献是证明了“社会节奏与**率的变化高度相关”。而他的系统性理论的重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失范anomie)的概念——这一社会联系的减弱、缺乏规划的情况造成了**人数的增加”⑤。当代中国城市化形成的“经济的快速变革,无论是繁荣还是萧条,所造成的社会混乱都会打碎个人正常的理想和规则,从而使更多的人走上**之路”[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论》,冯韵译,商务印书馆20xx年版,第322页。。社会变迁造成“无根性”,在“无根性”这一现实土壤上“尊严”与“被尊重”不能成为社会义务,必然导致新的社会问题的发生。

三、“扎根”与“拔根”:“非典型现代都市病”的治理之道

对社会问题表现形式之一——“非典型现化都市病”的治理方式,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说,进行心理干预方面的治疗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从治本的意义上说,是要创造“城市的现代性”和市民社会的文化土壤,让更多的城市人能够有“尊严”和“被尊重”,从而能够在灵魂上“扎根”于这个时代与城市社会。其中包括要创造一个充满选择机会的城市:要有较充分的就业机会、适宜的安居环境、健康的生活环境、良性而公平的竞争、相对优裕而合理的社会保障、积极向上的利他主义的主体文化。只有社会真正实现个体的“尊严”与“被尊重”成为一种社会义务,主动“扎根”于现实社会才能够成为普遍而共同的意识。

法国学者西蒙娜•薇依在《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一书中指出:人的生存有很多需要,而要能够“扎根”还需要创造“灵魂的各种需要” ② ③ ④ [法]西蒙娜•薇依:《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徐卫翔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xx年版,第1、3、3、33页。,这些需要包括“秩序”、“自由”、“服从”、“责任”、“平等”、“等级制度”、“荣誉”、“惩罚”、“言论自由”、“安全”、“风险”、“私有财产”、“集体财产”和“真理”,等等。这些需要内容的描述虽然是西蒙娜•薇依个人的认知,但是,至少反映了“有灵魂的生活”需要有某种前提。薇依强调的是在获得上述这些需要之前,一个社会人必须履行义务,“义务是永恒的。它是与人的永恒命运相对应”的②,义务是社会个体存在的一种价值和良知的行为表现。“一个人拥有其永恒命运这一事实只会产生一种义务:那就是尊重。只有当尊重得到了有效的表达,以一种实在的而非虚妄的方式,义务才告履行;而这需要以人的尘世需求为中介。”③这一论述的伟大之处在于,不仅说明人类本性的崇高,也说明人类本身特别是人类个体本身崇高价值取向的基础需求——“尘世需求”是个体“尊严”和“被尊重”的基础,也是社会个体能够在现代城市社会“扎根”的前提。“扎根(eacinement)也许是人类灵魂最重要也是最为人所忽视的一项需求。这是最难定义的事物之一。一个人通过真实、活跃且自然地参与某一集体的生存而拥有一个根,这集体活生生地保守着一些过去的宝藏和对未来的预感(pressentimentd"avenir)。所谓自然地参与,指的就是地点、出生、职业、周遭环境所自动带来的参与。每个人都需要拥有多重的根。每个人都需要,以他作为自然成员的环境为中介,接受其道德、理智、灵性生命的几乎全部内容。”④城市现代性的核心是:只有在社会全员有“尊严”和“被尊重”的生活基础上,人们才能够有条件去构建有理想的生活,找到自己的归宿和灵魂——“扎根”。根据薇依提出的“有灵魂的生活”必然有“尘世需要”认知,我认为,虽然解决当代中国“非典型现代都病”良方很多,但是,在现阶段应该解决的关键问题有三:

一是要创造完整的、有一定品质的社会保障与福利生活体系和公平的竞争环境。让每一个人,无论是穷人和富人都能够有“尊严”和“被尊重”,而不仅仅只是权力者或者富人才有“尊严”和“被尊重”。首先,要在国力和地方财力可承受的基础上,更多地创造全民社会福利,特别是底层社会的社会保障与福利水平的提高,应该作为当代的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国策提出来。其次,创造社会全员的“尊严”与“被尊重”,在传统集权化的社会体系内,在官本位和家长制社会结构关系的制约下,只有权力者有“尊严”和“被尊重”,甚至富有者有时也被权力者排斥在主流生活之外,如中国秦汉以来的“重农抑商”及“贱商”的法律政策就是如此张鸿雁:《论重农抑商政策、思想对中国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负面影响》,《历史教学问题》1995年第3期。。在官本位的文化体系内,缺乏社会大众个体的尊严和被尊重,多数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权力的奴婢”和“权力者的附庸”。人类在社会进化的现代化过程,在本质上都是在脱离神权、皇权和家长制强权及超经济权力束缚的过程。因此,任何一种形式的现代化,都必须以个体人的“尊严”和“被尊重”为其核心内容。其三,强化对底层社会的“尊严”和“被尊重”的社会环境的治理与改造,建构“缺席者社会代言人”的社会机制,使底层社会群体能够有权力与上层社会群体平等对话,并通过努力改变社会分层现状,改变并缩小由社会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导致的社会阶层差距。人类现代化的进程,在本质上就是创造个人价值“尊严”与“被尊重”的过程。因中国官本位文化根深蒂固,社会个体全面解放的社会变革一直未能真正完成,特别是让底层弱势群体的有“尊严”和“被尊重”的生活建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是建构现代性的主流社会文化价值观,强化职业道德和社会义务责任,倡导“利他爱人”的民族优秀文化。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使中国相当数量的城市人富了起来。西方有学者说:“当一国人民富起来了,其价值观体系中,除了发财致富之外,还必须有某种东西能敦促人们继续创造财富,永不满足。这种‘某种东西’应是非经济性的,也许是维护生存和安全,也许是拯救受难者。或者是追求卓越和威望……” ② ③ [美]塞缪尔•亨廷顿等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xx年版,第82、83、86页。

在拜金主义和拜权主义横流的时期,必须有一个群体和阶层站出来,引导和创造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观,来引导社会健康发展。马里亚诺•格龙多纳认为,这种价值观属于文化领域,是一种伦理,是一种道德。“如果没有持续经济发展所需的价值观,诱惑就会占上风。诱惑体现的是短期的愿望,而经济发展是长期的过程。在短期与长期的斗争中,如果决策过程缺乏一种内在的价值观作依据,短期愿望就会得势。这里就看出价值观的功能:充当短期愿望和长期愿望间桥梁,决定性地增强长远目标的力量,否则人们就会只顾眼前的利益。”②典型的社会转型期会出现不断被“拔根”的社会潮流,出现两个“彼此不通的两个世界。一个是最高标准的崇高世界,另一个是寡廉鲜耻、普遍伪善的现实世界。……通行准则是弱肉强食,巧取豪夺,充斥着披羊皮的狐狸和豺狼”③。因此,现实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解决之道,就是在满足有较高水平的、稳定的“尘世需求”的基础上,让低层社会群体能够有尊严地生活,创造城市市民全员的现实灵魂归宿感和新价值观,创造有社会义务和责任的“扎根”文化,寻找城市人的“终极人本价值”,使现代城市人,无论是外来人,还是边缘人,都能够形成“自身有长远的利益”和永久的社会“扎根”意识。

西方学者对不同类型国家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价值观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他们认为,价值观会直接影响经济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有些价值观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是十分明显的。如有的国家只有“群众”与“人民”的价值而没有个人的价值,个人的价值被淹没掉了。如果个体得不到“尊严”和“被尊重”,个体就会存在脱离这个社会的心理可能,就会出现主动“拔根”的社会现象,或者是**,或者是逃避生活,或者是“逃离城市”,甚至逃离这个国家,或是出现与社会文化相对立的极端行为。有学者指出:有的国家强调最高层次的道德,使得民众无法从生活中习得和践行。道德应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最高道德——利他和无私;二是最低层次道德——犯罪和无视他人权力;中间层次是在社会上存在最多的“合理的利己主义”道德,这个层面应该是普遍意义上的存在价值,是多数人可以履行的社会文化行为与道德。很显然,我们在创造“城市扎根的终极人本”文化价值观的时候,应该在最高道德和中间层次道德上形成合理的伦理框架,使城市全员能够成为社会理想类型终极目标的实践者和创造者。

三是重树民族、国家和城市价值的伟大文化。意大利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乔万尼•波特若在1588年出版的《论城市伟大至尊之因由》一书就提出了“城市伟大文化”的建构与认知。他对城市的评价是这样的:“何谓城市?城市的伟大被认为是什么?城市被认为是人民的**,他们团结起来在丰裕和繁荣中悠闲地共度更好的生活。城市的伟大则被认为并非其处所或围墙的宽广,而是民众和居民数量及其权力的伟大。人们现在出于各种因由和时机移向那里并聚集起来:其源,有的是权威,有的是强力,有的是快乐,有的是复兴。”[意]乔万尼•波特若:《论城市伟大至尊之因由》,刘晨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第3页。 我们的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目的,不仅要克服经济上的贫穷,更要克服思想与文化上的结构性贫穷。近百年来,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封建国家,经过几十年努力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国力的强盛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仅有经济的强盛是远远不够的,伟大民族精神的复兴是国家强盛和永续发展的永恒动力。

“城市是经济发展之母,不是因为城市里人更聪明,而是因密集的环境。城市里有需求的集聚,还有更多刺激,使人们以各种方式提出以前不能提出的问题。这是经济发展的本质,如果没有它,我们都会贫穷。只有发展和贸易才能克服贫穷。如果没有城市作为经济的发动机,最偏僻的地方就是最穷的……在人类整个历史中,如果你想拥有财富,你必须拥有城市。”[美]索亚:《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李钧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xx年版,第19页。是的,城市是人类社会的加速器,在中国上海举行的“世博会”口号也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亦如一个哲人所说:为了生活,人们来到城市,为了更好地生活,人们留在城市。但是,城市生活的“科层制模式”和“世本性”的社会关系,使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越来越成为“城市化的动物”和“城市化结构的一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经济价值追求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绩,很多人在经济价值追求上也获得了成功。但是,在对经济价值追求的时候,美好文化价值的缺失、文化品位的缺失和美好文化行为的某种缺失也成这个时代的符号和民族文化之痛。因此,重构中国的新城市主义文化价值已经势在必行!世界总体价值取向的核心是承担世界与人类进步的责任,人们之所以愿意在城市里“扎根”,是因为城市是人的精神所在,是创造人类文明与进化的动力。让更多的人有“尊严”和“被尊重”既是国家与政府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

扎根于民族之林,是个体生存的前提。

(责任编辑:薛立勇)

点评意见:

“非典型现代都市病”是现代化与城市化发展带来的新的社会问题之一,是社会转型期特有的社会问题,应该引起社会高度的关注。文章从社会病理学的角度,深挖现代都市病产生的根源,其观点具有很强的现实性、针对性和创新性。文章强调“非典型现代都市病”发生的根源,一是社会转型期引发“社会紧张”,造成一部分人形成社会病态心理结构;二是社会改革进程出现的社会分配不公导致社会“个体尊严”的缺乏与丧失;三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引发的社会整体“城市扎根意识”的不稳固性;四是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不同步引发的社会亚文化和边缘群体的再度分化。在整体视角上,文章还提出了“非典型现代都市病”的文化属性与社会属性,从深层次上说明了“非典型现代都市病”这一问题产生的社会责任。依据社会病理学的理念,提出“多元式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病理状态和城市社会生活的“无根性”,特别是提出现代化过程中人们不断地“被拔根”的社会现实是需要正视和改变的。创造社会整体扎根意识和让“个体尊严成为一种社会义务”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文章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丧失是现代“非典型都市病”的催化剂。这是一篇对具有前沿性并对现实社会问题有独立思考的研究成果。

点评专家:叶南客,南京市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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