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思想先行者——郭嵩焘

作者简介：李凤遐，江苏徐州一中历史高级教师。

摘要：郭嵩焘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影响的思想家、学者和外交家，本文从其经历、思想等方面，对郭嵩焘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进行了述评，认为郭嵩焘虽然身为清朝体制内的重要人物，但却能够突破体制的樊篱，不仅超越了器物的层面，更跨越到思想意识层面上，成为风格独特的思想先行者。

关键词：郭嵩焘；近代化进程

郭嵩涛的洋务思想在近代中国既不同于早期的魏源，也不同于李鸿章、曾国藩。他认为学习西方，应要全面，才能达到“求强”的目的。他对单纯的学习西方军事技术提出批评，认为向西方学习，先要学它的政治、经济、制度。他对西方的认识，在当时的中国是较为全面、深刻的。虽然在当时他的激进思想根本无法实行，但对中国落后原因的清醒认识，不仅当时独树一帜，对今天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自**战争以来，中国遭受到西方列强入侵，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与西方诸强的交往中，统治阶级内部的开明者认识到其“船坚炮利”，开始在器物层面上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图自强，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甲午战后，中国的战败深深刺激到国人，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开始反思，仅仅从从器物上学习西方是远远不够的，同时也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社会制度，号召改良，兴起了维新运动，但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此时，国人对于中国落后原因的认识也日渐深入，认为应从思想文化上去寻找原因，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导致了中国的落后，于是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举起了“民主”、“科学”的大旗，开始了改造国民性和开启民智的反思。我认为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现今。可以说这个过程就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也就是所谓的近代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有识之士纷纷开眼看世界，然而，以往对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人物研究多集中在为人所熟知的王韬、郑观应等**，曾国藩、张之洞等洋务派，之后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再后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等等。不难看出，以往研究的集中于体制内与体制外，通俗来说就是官场与民间，而这两处的人物对近代化的理解和认识又有着明显差异，总体来说，体制内的人物，如洋务派更关注器物技术层面，体制外的人物，如维新派更关注制度变革层面。其实仔细考察历史，在体制内外求索，我们仍能发瑚这一时期对近代化进程进行思考的“第三种人”，他们虽身在体制之内，但在其自身的经历催化下，他们能够突破体制的樊篱，从开始对器物技术的欣羡，转向更深层面的制度、观念的思考。他们的远见卓识在近代化进程中可谓独树一帜，然而，无论是以往的研究，还是现行的大中学校教材中，仍然局限于阶级立场，对此类人物避而不提。实际上，近代化进程是多种因素的合力作用，忽略哪一种因素，我们都很难全面的来了解这场中国近代史上最深刻的运动。历以，对“第三种人”的研究仍然是必要的。

郭嵩焘(1818－1891)即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第三种人”的代表人物。其为湖南湘阴人，十八岁考中秀才，第二年进入湘学重镇岳麓书院读书，深受“经世致用”的湘学传统影响。他五次入京会试，30岁始成进士，朝改后，改翰林院庶吉士。曾担任过苏松粮道、两淮盐运使、署理广东巡抚、诏受福建按察使，并曾作为中国首任驻外公使出使英法。他是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位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其思想上承经世、下启维新，是风格独特的思想先行者。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郭嵩焘不仅超越了器物的层面，甚至更跨越到思想意识层面上。郭嵩焘一生经历颇丰，军事、政治、外交，无一不与，虽然他的一生结局是悲剧性的，但他个人的悲剧却是时代的幸事，因中国近代化进程必须有思想先行者。

郭嵩焘第一次直接与外国人打交道和比较系统地接触西方事务，是在咸丰六年(1856年)。这年年初，他曾奉曾国藩之命，赴江浙为湘军筹款。二月初五他来到上海，初七日他参观了上海洋泾浜法国人办的利名、泰兴两处洋行，看到了价格极其昂贵的风雨表和双眼千里镜。接着他又参观了领事馆的一处洋楼，他在日记中不仅详细记录了房屋的结构和陈设，甚至记录了领事馆洋人女子的生活习惯。初九日他参观了火轮车，全面介绍了英国轮船的结构、各主要部件的作用以及工作原理。最后他还考察了由西洋传教士麦都事创办的墨海书馆，并由此结识了李善兰、王韬等人。在那里他还第一次看到了印刷机以及它工作的情况，情不自禁地赞叹说“西人举动，务为巧妙如此”。短暂的上海之行给郭嵩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细致人微的观察和虚心求教的态度表明了他对西洋器物的赞赏。同治初年(1862年)，郭嵩焘在上海、广东等地，继续接触西人、西学。他从英法联军会攻嘉定太平军，顷刻拿下的战况感到了洋人兵精利器。他在“得利洋行”第一次看到了碾麦的“火轮磨”和所谓“传书铁线”的电报，禁不住赞叹真是巧夺天工。

郭嵩焘一开始也相信以西洋先进的器物、技艺，嫁接中国传统的纲常政教就足以解决所有的问题。然而洋务实践的处处受阻，事事受挫，以及整个洋务事业的了无起色显然使他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他渐渐对中国固有的政教习俗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他看到西洋也有二千多年的文明，它之所以富强并非偶然，根本在于其政教风俗。洋务派极力效法西方所谓的“长技”，其实只不过是其“末节”而已。因此，在光绪元年(1875年)，郭嵩焘于《条议海防事宜》中，就最早在中国提出了“西洋立国有本有末”的观点。他认为要使中国富强，不能光学西方的坚船利炮，关键还是要首先从政治上进行改革。

一八七五年，郭嵩焘因“马嘉理事件”出使英国大臣，虽被推至身败名裂、忤逆反叛的边缘，甚至有家毁人亡之虞，但他仍然义无返顾，这对中国的未来和近代化的历程是开天辟地的创举，他身兼此重任，实属幸事。因郭嵩焘在出国之前对政治改革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和笼统，仅仅集中在对朝廷法度和纪律的剖析上。然而出使英法以后，他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更加清晰和明确。在担任英法公使期间，他对西方国家的新事物细加研究，勤加考求。初至英国后，他亲赴下议院听议员责诘政府，言语颇为强硬；他看到了西洋国家新闻报纸议论时政的舆论监督作用，以及政府和议院行政、立法的分权；他注意到英国的两党政治较之专制政体的随声附和确实要高明多了。实地考察和潜心研究使郭嵩焘渐渐形成了自己的看法。郭嵩焘在日记中概述了英国由君权到民权的历史，他认为西洋国家长期稳定、国运昌盛的原因就在于由议政院维持国是，由民选的政府处理政务，上达民情，两者相辅相成。他看到中西政体国体的差异：中国崇军，西洋重民；中国强调德治，西洋强调法治，国家的安危更加合理地系于法制的建立和健全基础上，所以能够形成普遍的规范和约束；中国政府政策的推行则依赖有限的官僚体制。西洋国家则凡事以民为本，士民都可以参与国政得失的讨论。此外他还非常留心西方司法制度等其它社会

政治制度，认为中国应该学习西方的法律制度，改善监狱的条件，这样才能受到西方列强的平等对待。他在出使英法时期，十分注意考察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并广泛接触到欧洲工业文明，开始从国家制度、经济理论等方面来探索英国繁荣兴盛的原因。

郭嵩焘数度成为晚清社会的风云人物，但是仕途的坎坷又使他最终处于晚清政治的边缘，所以他的体制改革思想对清廷的影响是很有限的。思想的先行者总是孤寂和悲哀的。郭嵩焘倡导的“以通商为本”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及以“政教为本”改革封建政治制度的主张，均遭到了来自朝野上下的百般非议，面对不尽如人意的境遇，郭嵩焘进一步认识到无论是发展商业，还是改良政治都必须从改变人心风俗做起。正如他在《条陈海防事宜》一疏中论述的，只有使政教深人人心，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心理和社会风气，才是根本的出路。为了废除落后的、不合时宜的传统的人心风俗，他积极投身实践。他在晚年深切体会到人心风俗是立国之本，而挽回人心风俗必须从学校开始。只有学校修明，人心风俗才能够得到振兴。他自己在解职返乡，赋闲家居时，更是以挽救人心风俗为责，孜孜于教育事业。光绪五年(1879年)六月，他参与湖南学政朱肯夫的兴学计划，他帮助拟定章程，建立经、史、文、艺各堂，还参考了严复草写的英、法两国的学馆课程。同治十二年(1873年)，他主讲城南书院时创设了思贤讲舍，以陶冶和培养人才。办学的艰难使郭嵩焘充分认识到人心风俗改造的难度，陈规陋习决非朝夕之功可以消除。

郭嵩焘在思考近代化的历程中，甚至还触及到了人的近代化这一问题，他觉察到了国民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落后，认为国家富强和民族兴盛要靠国民的觉悟和奋起，渐渐将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提上了议程。

郭嵩焘的很多思想行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似乎已经走得太远，大大超出了当时政体本身所能承受的程度，他的思想是走在大多数人的前面，因而几乎受到举国士人的讥嘲和辱骂。孤独的先行者一生的结局是悲剧，这是郭嵩焘的悲哀，也是中国早期近代化的悲哀。但郭嵩焘从经世派的“后劲”到洋务派的“中坚”，直至维新派的“先驱”的人生与思想历程是值得我们后人重视和研究的。因为他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成为一座桥梁，连接了“经世致用”、“自强求富”、“维新变法”三条不断前进的坎坷路途，体现了中国二十世纪后半期鲜明的时代特征。

[编　辑：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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