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国际对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捍卫与局限

  • 发布时间:2022-08-17 09:41:35   浏览: 次    

[摘 要]社会结构理论是马克思展开社会批判、发现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基础。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该理论展开了进一步的阐释和推进。第二国际理论家们在与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作斗争、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新现象的过程中,也形成了富有自身特色的社会结构思想,主要体现在对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唯物史观基础的捍卫和对该理论思想成果的巩固上,尤其是凸显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复杂关系和对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和起源的深度挖掘。然而,第二国际理论家们也存在对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进行简单化理解的严重局限。

[关键词]第二国际;社会结构;发展;局限

[中图分类号] D14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4479(20xx)06-0032-08

马克思从社会物质生产出发破解社会结构之谜,紧紧抓住社会存在的基础性领域与其他领域的互动模式,深刻揭示出社会结构的内在矛盾和发展动力。然而,作为马克思思想大厦的根基,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自诞生以来,也一直受到资产阶级学者的各种攻击和质疑。时代的变化,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重任提到了首位。为了反击各种错误思潮或修正倾向、维护马克思思想的科学地位,更是为了运用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新变化、指导现实的革命斗争和社会建设,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延续晚年恩格斯对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新发挥,坚持和论证自己所认可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在运用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与指导具体的革命斗争和社会建设的过程中,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也形成了各种富有特色的社会结构思想。而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环节,第二国际时期的经验得失,为我们今天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样本。

一、捍卫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唯物史观基础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随着新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开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内部出现了工人贵族阶层以及他们的思想代表——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批判工人运动中的错误思潮,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在思想领域内的首要任务。[1]应该说,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们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现象的认识中、在与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的过程中传递出了捍卫唯物史观的坚定立场。

(一)评价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新变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资本主义时代发生大转折的时期,这种大转折首先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巨大变化表现出来。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产业革命推动生产力迅猛发展,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又推动了已经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为资本主义的垄断所代替。经济上的变化也导致政治生活中的变化,少数工人阶级上层分子蜕化为工人贵族,一部分破产的小资产阶级落到工人队伍中。

对于时代的变化,第二国际理论家试图予以理论上的说明。普列汉诺夫较早地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垄断问题的出现,他认为垄断不是人为的偶然现象,而是工业发展的自然结果。他将托拉斯的发展与生产的社会管理区别看待,认为两者有本质的区别。在缺乏准备的情况下,前者给社会带来的危害远远超过它带来的益处。拉法格通过撰写《交易所的经济作用》、《美国的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与政治意义》更加实际地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现象。他从大量的统计资料中,得出了垄断资本的统治必将成为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主宰的结论。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垄断趋势相联系的后果,是阶级剥削的加剧、工人阶级与整个社会所遭受的政治压迫的加强。考茨基则将新时代情况的变化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联系起来,提出了“革命中心东移”的预言。遗憾的是,第二国际理论家们没能将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现实地运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新阶段的考察中。他们没能揭示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仍旧停留于马克思恩格斯已发现的工业垄断现象上。相应的,由于对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没有足够敏感,第二国际理论家们也未将修正主义同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联系起来分析,只是将修正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一般渗透,从而失去了对修正主义进行彻底肃清的机会。

(二)批判工人运动中的各种错误思潮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工人运动内部的各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思潮,无论形式如何、口号何许,总是包含着对唯物史观的各种非难。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哲学基础。面对资产阶级学者对唯物史观的多种曲解和贬低,第二国际理论家们进行了逐一反驳。

针对法国工人运动代表思想家让·饶勒斯否认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错误观点,拉法格指出,饶勒斯强调的“正义”、“博爱”的思想,不是人们的头脑固有的,而是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反映,将这些道德观念视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实际上是唯心史观的表现。人们只能在经济环境中找出社会进化和革命的基本原因。[2]针对将资产阶级攻击唯物史观是少数人的“杜撰”、“剽窃”的责难,梅林强调,唯物史观的产生有其主客观条件。唯物史观作为“历史的唯物主义和历史的辩证法的有机结合”,是马克思恩格斯毕生工作的结晶和依据。面对资产阶级将唯物史观冠以“任意的历史结构”、“死板的公式”以否定唯物史观的科学性的错误,梅林鲜明地指出唯物史观是“研究人类发展过程的科学方法”,而不是“封闭的、以最后真理为终点的体系”。人类社会是复杂多变的,因此研究人类历史不应带有任何的预定和假设,滥用唯物史观作为历史模板只会在实际中走向唯物史观的反面。梅林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认为反倒是唯心史观认为人必需先通过哲学才能达到经济的假定,“才是显然‘最任意的’预先假定。”[3]关于资产阶级评论家将历史唯物主义歪曲成经济史观的诽谤,梅林从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区别出发,指出人类活动是有意识、有目的、有激情的。马克思主义重视人的意志、观念,但更加重视人的意志、观念从何而来。马克思主义认为,观念“是社会生产过程的产物”,人类精神是“随着物质生产并和物质生产一同成长的”[4],物质生产方式对精神生活过程起着决定作用。面对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庸俗进化论”,第二国际理论家们纷纷同这股社会改良主义进行了思想斗争。拉布里奥拉认为,庸俗进化论打着达尔文进化论的旗号,实际上是滥用类比和匆忙下结论。拉法格也认为资产阶级思想家从达尔文思想中引出的是反科学的结论。普列汉诺夫指出,“经济几乎永远不会自然而然地取得胜利……而是永远必须通过上层建筑,永远必须通过一定的政治制度”,“为了保障经济的利益,政治斗争是必要的”[5]。普列汉诺夫还从辩证法的角度论证了通过革命推动社会发展的必然性,“逐渐积累的数量变化,最后转变为质的变化。这些转变是以跳跃来完成的,而且不能以别的方式完成”[6]。最后,面对俄国国内民粹派无视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企图用秘密活动推动社会发展的错误,普列汉诺夫指出这同样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社会的发展决定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于其内部的社会力量的相互关系。民粹派单纯从主观愿望出发,忽略现实国情,在理论上毫无根据,在政治上极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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