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曾国藩（随笔）

唐浩明，1946年出生，湖南衡阳人。1965年考入华东水利学院（河海大学前身），1970年毕业，先后在江西、衡阳等地从事水利工作。1979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研究生院，攻读中国古典文学，198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来到岳麓书社工作至今。20xx年当选湖南省作协主席。著有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旷代逸才·杨度》、《张之洞》，以及读史随笔集《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唐浩明评点梁启超辑曾国藩嘉言钞》。多次荣获国家级文学大奖。主要社会兼职：全国政协委员，河海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湖南省版协副主席等。

十年七迁与九载虚悬

——解读曾国藩之一

曾国藩二十八岁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两年后授翰林院检讨，官衔从七品。到他三十七岁那年，即步入仕途的第十个年头，已官居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品级为从二品，跻身朝廷大员的行列。这就是所谓的“十年七迁”。经过前六次的迁升，曾氏由从七品洊升到从四品，这中间恰好六个台阶，一次升一级。道光二十七年六月，他一次连升四级。曾氏的这次迁升颇具戏剧性。因为不久前已经升了一级，他料想本年不可能再有好运降临，于是在这年二月写信给家里，准备请一年的长假回家探亲，但家人都不赞成他的这个想法，此事便被搁置下来。曾氏安心参加翰詹大考，名列二等第四。名次并非特别前列，却居然连升四级，真是异数！倘若家中同意他回来探亲，那么考试期间，他或许正絜妇将雏行走在湖广官马大道上，或许正在豆棚瓜架旁与父祖絮谈往事，哪来的这等官场奇迹降生！有了这一次的突飞猛进，曾氏的十年七迁才显得格外的不寻常。类似他这种经历的，当时全国范围里连他在内只有三人，至于湖南省，有清一代，则仅此一人而已。毫无疑问，曾氏是一个官运亨通的人，甚至可以说是洪福齐天。

难以理解的是，这样一个受到朝廷高层重视的大员，在他日后的生涯中，却长期在从二品衔上徘徊不前，不仅品衔未上去，而且连实际职权也没有，用曾氏自己的话来说是“客寄虚悬”。直到咸丰十年四月，朝廷授他署理两江总署，“虚悬”才变成“落地”。从咸丰二年算起，前后经历九个年头。这就是曾氏的“九载虚悬”。

这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历史课题。

是这九年里曾氏没有为国家出力吗？九年来，他奉旨墨绖出山，创建一支军队，转战湘鄂赣皖诸省，为朝廷收复湘潭、岳州、武昌、汉阳、蕲州、九江、景德镇等军事重镇。应该说，再没有哪个人出的力能大过他了。

是朝廷有意不授湘军将领以地方实职吗？在曾国藩被授江督之前，朝廷已先后授江忠源为安徽巡抚，授胡林翼为湖北巡抚，授刘长佑为广西巡抚，而这三个人，无论资历还是贡献，都不能与曾氏比。

是曾氏谦虚，自己不要吗？咸丰七年闰五月，曾氏在回家守父丧五个月后，接到命他以署理兵部侍郎的身份立即赴江西督办军事的谕旨。趁着这个机会，他上了一道奏疏，历陈这些年来自己办事的种种难处，而之所以困难，就是因为没有实权。他说：“以臣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济筹饷。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这是公开地向朝廷要巡抚实职。但朝廷宁可不要他再出山，也不满足他的这个要求。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笔者想，薛福成的《书宰相有学无识》这篇文章或许透露了此中的一点消息。载入《庸庵全集》的该文说，咸丰帝看到曾氏所上的攻克武昌、汉阳的捷报后，高兴地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于是命曾氏署理湖北巡抚。当时，某军机大臣提醒咸丰帝：“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咸丰帝听后，“黯然变色者久之”。于是再下圣旨，免去曾氏的署理鄂抚之职，以兵部侍郎衔的身份率军东下。

原来，咸丰帝及中枢决策者们是鉴于曾氏在家乡的威望太高，当心若假以地方实职，则如虎添翼，或许对朝廷不利。平心而论，这个顾虑不是多余的。乱世中借朝廷名义拥兵自重，后来演变为朝廷对手的人，史不绝书，更何况湘军这支军队本就不是朝廷的兵，而是私人性质极重的体制外的军事力量，且这个“私人”又是与皇帝不同种族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咸丰皇帝如何能放得下心！

好在曾氏头脑清醒，他早有预防措施。湘军创建之初，他便将一个出身镶黄旗的满人塔齐布，由参将越级提拔为湖南提督，作为湘军名义上的统帅。即便曾氏如此谨慎，咸丰帝还是不放心。鉴于塔齐布陆军出身，不懂水师，咸丰帝还想调一个满人来控制水师。王闿运在《湘军志》中说：“文宗以国藩一人兼统水陆军，心忧之，特诏贵州提督布克慎自黄州还。赴其水营，诏总督台涌会其师。”只是满人台涌一时脱不了身，满人布克慎才没有来湘军水师，此一安排遂未果。王闿运写《湘军志》，用的是春秋笔法。一个“忧”字，语意丰富。其实咸丰帝心中的忧，主要是忧的曾氏军权过大，故欲调满人来分之。

事实上，曾氏的军权也的确很大。据曾氏自己所说，当时千里长江水面上，无处不是湘军水师的战船，每一条战船上都挂着斗大的绣有“曾”字的帅旗。军威之甚，的确无人可及。假若咸丰帝微服南巡，看到这个场面，他是不是有东南半壁河山不归洪秀全则归曾国藩的感觉！咸丰帝此刻正需要曾国藩出力，自然不便削减曾氏山头，惟一可行的办法，便是培植湘军内部非曾系山头，以便形成数峰对峙、彼此制约的局面。笔者想，这或许就是咸丰帝不给曾氏地方实权，却将巡抚之职授给江忠源、胡林翼、刘长佑的原因。后来，当不得不把两江总督一职授给曾氏时，又迫不及待地将刘长佑擢升为两广总督，很快又调任直隶总督。这样做，为的是不能让曾氏一人坐大。至于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便将左宗棠从一个布衣迅速提拔为闽浙总督，则完全是基于左手里有一支能打仗的楚军。楚军可以成为与湘军分庭抗礼的一支力量。朝廷所施的制衡术，至此则近于昭告世人了。

笔者有时还想，曾氏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说不定他自己也得负一部分责任。问题出在那篇《讨粤匪檄》上。就文论文，不得不承认《讨粤匪檄》是一篇难得之作。文字精炼，气势闳大，尤其是针对太平军所倡导的民族大义而提出捍卫孔孟名教的口号，其立意高超深远，对于召唤读书人从军、激励士气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曾氏没有想到，倘若皇帝是**，王权与道统是一致的，“捍卫孔孟”则无异义，但现在是满人在做皇帝，满人的王权与汉文化的道统，这之间的吻合度就有点微妙了。果然，这道檄文传到京师，满蒙亲贵中就有了关于湘军究竟是勤王之师还是卫道之师的争论。争辩的结论虽然不一定要下，但在咸丰帝的心里，肯定会更增加一分提防。

这是曾氏文人习气惹来的麻烦。文学侍从出身的曾氏好作文，善作文，也以文章自许自负。这等百年难遇的题材、百年难遇的机会，他自然不愿放过。以“捍卫孔孟名教”来应付“民族大义”，原本是一个极为高明的对策，也为湘军找到一个极好的团队宗旨（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上说“湘军是一个有主义的军队”，指的就是这点），若只在湘军内部宣传执行，或只讲不写，大概不会有人来为难。怎奈曾氏对文章看得太重，他大概以为他的檄文也会像骆宾王讨武则天的檄文那样，传之千秋万代。文人多有这个幻觉，这也怪不得曾国藩一人！

其次，也怪曾国藩建军初期法家手段用得太过头了点。他先是在湖南参长沙协副将清德，继而在江西参巡抚陈启迈、按察使恽光宸。陈启迈与曾氏同乡同年同官翰林，在京时彼此相处得也还好，不料曾氏一掌军权，便如此不讲旧情！咸丰帝虽然循了曾氏的所请，但心里未必就没有看法。联想到他本人登基之初，曾氏便直言批评他的三大缺点，年轻的皇上或许会想：此人莫非是个大胆跋扈之辈？大胆与跋扈，都可以直接导致妄为。这种人岂能不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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