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的青铜器的特征是什么(6)

　　这一时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斝等.爵尾虽然与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宽,出现的圆体爵是放所未见的.斝在空椎状足之外,出现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较少见.早期虽已出现了宽肩的大口尊,这类器形在此时有较大的发展,像阜南的龙虎尊和兽面纹尊这样厚重雄伟的造型, 在商代早期是从未出现的.瓿这类器形,也是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藁城的兽面纹瓿是其典型.早期体型较高的罍,在这时发展为体型比例较低而肩部宽阔的式样,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巨型兽面纹罍是其典型.这时的圈足器上的+形和方形的孔,与早期相比,有所缩小.鼎、鬲类器比较突出的变化是一耳不再与足对立,形成不平衡状,而是三足与两耳对称,成为以后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这时浇铸时芯范悬封的方法还没有完全解决,因而中空的鼎足还有与器腹相通的情形. 纹饰分为两类,一类是二里冈期变形动物纹的改进,原来粗犷的线条变得较细而密集,一股如平谷的兽面纹鼎和肥西的斝与爵,而阜南龙虎尊和嘉山泊岗的主纹兽面纹已较精细,圈足上的兽面纹仍保持早期的结构和风格.第二类是出现了用繁密的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的兽面纹.这类兽面纹双目往往突出.如果不是浮雕,则无论是头像还是体躯都没有明显的区分.这方面的实例如藁城的瓿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罍,已采用较多的高浮雕附饰,但线条轮廓有浑圆感,与晚期浮雕轮廓线峻直锐利的风格不同. 商代中期青铜器一般仍保持着不铸铭文的习惯,但个别器上发现铸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记,但是没有发现被祭祖考的日干之称.

　　商代晚期 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

　　自武丁至于帝辛.段墟文化的考古分期一般采用邹衡的四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小乙,第二期武丁至祖甲,第三期辛至文丁,第四期帝乙帝辛.以后的发现,大体上都没有越过这个界限.而殷墟的青铜器分期则有张长寿的三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武丁,第二期祖庚至康丁,第三期武乙至帝辛.此外,还有些其它的说法.

　　《史记.殷本纪》载盘庚至武丁时较详,阳甲时,殷衰,盘庚五迁,至小辛复衰,至武丁得到了傅说为相,而后才能使殷道复兴.所谓殷衰,是指商王对诸侯失去控制力,诸侯不朝,即政治不从属,经济上不贡赋,因而国力衰微.而殷墟高度繁荣的青铜文化,必需在武丁的武功文治经营相当时期方能达到,武丁即位不可能立即出现殷墟青铜文化的高度发展.因此,这个时代,可能是商代中期青铜器和晚期青铜器的交替时期.

　　商代晚期青铜器的重要考古资料有殷墟五号墓、殷墟小屯村北18号墓、武官村大墓、西北岗1040大墓和1040大墓、小屯圆葬坑等出土物为代表.还有殷墟西区墓葬群出土的青铜器.其它地区相当于商代晚期青铜器的出土地域,重要的有山东益都苏阜屯商晚期墓群、山西的永和、柳林、保德、石楼以及陕西的清涧、绥德、吴堡等地,这一带是有一定地方色彩的,主要属于商代晚期的青铜文化区.湖南洞庭湖以南宁乡的黄材、月山等地多次出土了商晚期青铜器,而醴陵,常宁、湘乡、衡阳、湘潭以及广西武鸣等地商晚期青铜器也有出土.商代青铜文化的分布很广,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铜器的地点,不在少数.

　　商代晚期如以武丁后期起计,至帝辛可能接近二百年或不足二百年,在这样长的时期内,按照具体情形,又可区别为前后两个阶段.

　　殷墟时期前段以小屯238号墓、殷墟五号墓、小屯村北18号墓所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其它地区的以山西石楼二郎坡桃花者、后蓝家沟、和湖南宁乡黄材等地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新出的器形有方彝,高颈椭扁体壶,敞口束颈椭扁扇体觯、觥等. 方彝见于小屯238号墓、殷墟五号墓更出土有偶方彝,偶方彝外形似二方彝合体,内为一长方形槽.

　　高颈椭扁体壶见于殷墟五号墓,口宽而椭扁,颈较高,腹部膨大,颈两侧有贯耳,下有圈足,有的有盖,石楼桃花者扁壶则有龙形提梁.这类扁壶在商代晚期前段员风行一时,但至晚期后段就迅速消失. 敞口束颈椭扁体觯见于殷墟五号墓.有的无盖,颈部收缩皆不甚小,然而也有宽狭不同做法.器多小型,也有作中型的.另一种敞口束颈圆体似杯的觯,大约也在此时出现.以上两种觯在传世品中甚多. 觥有作鸟兽形和圈足的两类,全见于段墟五号墓.此时觥常见有鸟兽合体的造型,如妇好觥前为虎、后为枭的合体,司母辛觥前为怪兽后为怪鸟的合体,因而觥的前足与后足不相同.美国佛利尔美术博物馆也有一前为虎头后为鸭形而平啄的兽禽合体觥.合体造型是当时觥的造型设计的特点之一.山西石楼桃花者出土一角形觥,是觥的特例. 新出的还有鸟兽形尊,如妇好鸟尊、湖南湘潭出土猪尊、醴陵出土象尊,都是新形式,把容器做成动物的样子是前所未有的.也有设计成半容器半动物的式样,如双羊尊,中间是尊形,两侧为羊头,形状特殊.值得注意的是,方器在这时大为发展,殷墟五号墓出土的有方爵、方斝、方尊、方罍、方壶、方缶等等,而传世器中还有方觚、方觯,几乎凡主要的酒器都有方形,从整体来看,虽然方器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却是富有特征性的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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