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的青铜器的特征是什么

　　就世界范围来说，青铜器是所有文物中比较重要的一类，而在中国这一点尤其突出。青铜器以其量大、精品多、艺术与科学价值高而饮誉海内外，因此青铜器的鉴定也成为文物鉴定中最重要的一门学问。

　　中国青铜器究竟有多少，没有做过精确的统计，其原因也在于它的数量太大，到处都有，难以确知。就陕西而言，从1949年10月到1979年，三十年间先后出土商周青铜器三千余件。1976年12月年扶风庄白出土微氏家族铜器群，一个窖藏就埋藏了103件精美的青铜制品，像这样成百件青铜器一次出土的现象在清末及民国时期亦屡有所见。从汉代出土青铜器至今，仅仅有铭文的青铜器就在一万件以上。当然有铭文的青铜器毕竟是少数，反过来推算，加上没有铭文的青铜器，其数量之多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青铜器不但数量多，而且造型丰富、品种繁多。有酒器、食器、水器、乐器、兵器、农具与工具、车马器、生活用具、货币、玺印，等等。单在酒器类中又有爵。角、觯、斝、尊、壶、卣、方彝、觥、罍、盉、勺、禁等二十多个器种，而每一器种在每个时代都呈现不同的风采，同一时代的同一器种的式样也多姿多彩，而不同地区的青铜器也有所差异，犹如百花齐放，五彩缤纷，因而使青铜器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而从文物鉴定的角度来说，无疑增加了鉴定的难度，鉴定难度大，反过来又使研究赏析更富有情趣，青铜器也更具有吸引力。

　　中国古代青铜器享有盛誉并非以数量取胜，关键在于它的质量。中国青铜器精品极多。尤其在商末周初，中国青铜器制造处于顶峰阶段。此时的青铜器精品极多，以其制作精湛、形制瑰异、花纹繁缛、富丽堂皇而为收藏家们所钟爱。当然春秋战国也有很多式样新颖别致的青铜器。在现存的商周青铜器中，司母戊方鼎以其巨大而闻名遐迩。它高133厘米，重875公斤，形体宏伟，外观庄严。在奴隶社会的商代，要制作如此巨大的铜鼎，实在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体现了中国古代青铜铸造技术的高超水平。虎食人卣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通体作虎踞坐形，以虎后爪与尾为器的三个支撑点，而虎的前爪正有力地攫着一断发跣足的人，作噬食状，造型十分逼真生动。且从提梁至三个支点通体都是花纹，铸造精致，给人以美的享受。另外像西周的何尊、墙盘、利簋、大克鼎，春秋时期的莲鹤方壶，战国时期的宴乐攻战纹壶等，都是国之瑰宝、艺林中之珍品。所以说青铜器不同于甲骨。它有复杂的形制，多彩的花纹，增加了艺术的欣赏性。

　　中国青铜器的大宗在中原地区，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华夏族的居住地区，如陕西、河南、山东、山西等地区。但它的分布范围远远超出中原地区，从东北到广东，从西藏到东海渔岛上都发现有青铜器。而由于各地文化面貌的差异，它们表现出各自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例如晋北、陕北及内蒙古河套地区的青铜器，即我们以前称之为鄂尔多斯文化的青铜器，有不少青铜制品不同于中原地区，像羊首、马首、鹿首之类的动物头像作为装饰，还有短剑、短刀和饰牌等，别具一格。它们体现了中国青铜文化的多样性，同时也给青铜器鉴定带来了新的课题。由于本书篇幅有限，所及只是中原地区铜器，其他地区的青铜器研究只好从略了。

　　中国青铜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铸刻有文字，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金文。这是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青铜器的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青铜器铸刻铭文是从商代中期开始的，起初只是一两个字，即郭沫若先生称之为族徽的文字。商代晚期开始铭文增多，但最长也不过48字。西周时期是铭文大发展时期，长篇巨制不少，如毛公鼎铭达497字，是铭文最长的青铜器。春秋以后铭文渐趋减少，战国时往往是物勒工名，罕见长篇铭文。这些铭文书体或粗犷或瘦劲，或工细或秀美，本身具有很高的书法欣赏价值。而文字对于历史研究十分重要，一篇长篇铭文不亚于一篇尚书，可见其珍贵程度。而铭文本身又是我们鉴别断代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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